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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之后他便莫明其妙地不再做搬运工，继续在家四处打短工。我在这份安静里，慢慢将他忘记。这样直到我考入大学，去了外省读书。而他，也终于学到一技之长，被一家鞋厂，招去做了工人。儿时的那段牵手奔逃的情谊，在时间里，就这样一路淡下去了。半年才回一次家的我，几乎不知道已近而立之年的他，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父母对他，也依然像对一个孩童，时常地当着人的面，训斥他种种古怪的言行。他偶尔会生气，但更多的时候，则是顽皮地笑笑。笑，几乎成了他面对一切不快一切烦恼的唯一的表情。

　　我很少跟他说话，他见我冷漠，也是讪讪地招呼两句便安静地走开了。没有人会想到他是我的哥哥，而我，也已经忘了，他原是与我，流淌着一样的血脉。我拥有的尊严和呵护，他，也当是一丝一毫地，不应该少的。可习惯还是让我，慢慢对他所受到的欺负，不再怀有感伤;似乎，他不过是个与我无关的人。

　　有一年的夏天，他被父母派到车站去帮我拉行李。因为车半路维修，晚点一个小时，抵达终点的时候，已是日头最毒的正午。我心烦意乱地将一大堆行李卸下，却遍寻不着他的身影，便生了气，独自将行李扛到公交车上去，回了家。到家后才发现，他并没有回来。父母便说：要不你再返回去找找他吧，虽然地方很熟，怕他一时玩心兴起，忘了回家了。我没好气地嚷道：知道他傻，还让他去接我!一家人都不再吱声，但沉默，还是很鲜明地被一种淡淡的忧愁笼罩住了。星星开始铺满天空的时候，门外终于传来他的声音。母亲跑出去，见到他就哭了。我站在身后，听送他来的一个车站师傅，絮絮叨叨地讲起他如何一大早就站在太阳底下傻等，车站的人心疼他，便将他叫到有空调的售票室去，又答应帮他看着从省城发来的班车。可惜工作人员很快将他忘记了，直到看见他又跑到毒辣辣的太阳底下去，焦急地张望时才想起，省城发来的车，早已经开了下一班。工作人员便劝他回家，不必再等，他却很执拗地，不再相信任何人的话，只一声不吭地继续等下去，等到车站人员都已下班，他才被这位好心的师傅，顺路捎了回来。我在这样的讲述里，突然间有些难过，但还是在他笑眯眯地过来喊我弟弟时，扭头，不去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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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毕业两年后，我便辞去公职，自己筹资开了一家饭馆，生意很红火。母亲看我人手紧缺，便说：让你哥去给你帮忙吧。我听了很烦说：他能帮什么忙，不给我添麻烦就是好事了。母亲又小心翼翼地加上一句：可是，他至少有力气可以使的，而且，能给你省下一个人的工钱，你哥只要有口饭吃，就很开心了。

　　我终于拗不过母亲的好意，请他来到了饭馆。他果然干得起劲，早早起来就将饭馆的门窗和地板，全都擦拭得一尘不染。见到客人来，很殷勤地上去给人端茶倒水。有送货的上门来，他比货物搬运工干得都多。很多的时候，包括我，都常常把他当做一个免费的小工。除了他一说话会让人发笑，他该是这个饭馆里，最合格的一个服务生吧。

　　但因为他不懂世事人情，还是偶有摩擦。每一次，我都为了顾客和店面的声誉，将他训到厨房去闭门思过。他总是像一个听话的孩子，在我的大声喝斥里，一低头，便悄无声息地走开了。

　　在这样的训斥里，渐渐忘了他的身份。直到有一天，一伙喝酒后耍酒疯的年轻人，见他言语木讷笨拙，便逗引他说：你挣了钱是不是都给你媳妇花?他便拼命地摇头说：不，给我弟弟花。一伙人便哈哈大笑，继续问他：你弟弟是谁，你对他这么好。他突然很兴奋地指指我说：老板就是我弟弟。那伙人笑得更厉害，其中一个人，竟对我大嚷说：嗨，老板，这傻子要攀你亲呢!

　　我的脸腾地红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冲过去，啪地一拳打在那个小子身上。那伙人终是怕我报警，骂骂咧咧地摔打了几个酒瓶后，便走出了饭馆。我一个人蹲在门前，看满地的碎片，在黑暗里闪着清冷的光。他不知何时走过来，在背后，低低地说：弟弟，我以后再不惹你生气了。我回头愤怒地朝他咆哮：知道我是你弟弟，还这样让我烦!说完这一句，我的眼泪，便哗地流下来。

　　只是，我没有让他看到，也没有告诉他以后的路上，再没有人敢这样欺负他。因为，我是他的弟弟。而他，是与我流着同样血液的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