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徐悲鸿主理在重庆磐溪的中国美术学院，其画艺获得中外人士赞赏。国外友人到访，当局都会请徐悲鸿作画相送。1944年夏天，徐悲鸿受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所邀请，特意为李约瑟伉俪而画，《志在千里》便是在此背景下创作的。张超群查阅相关资料发现，1944年7月，李约瑟担任主任职务的中英科学合作馆的新馆在嘉陵江畔落成启用，而体质人类学研究所于相同时期设立，因此关于徐悲鸿与李约瑟之间的关系未详。但徐悲鸿的学生吴作人却在1943年底的西北写生之行中，与李约瑟等同往敦煌观摩千佛洞画，并在同往兰州的时候，为李约瑟速写肖像，贺其43岁生日。

　　1943到1946年，李约瑟在中国的三年时间里，进行了11次长途考察，路程长达3万里，访问了近300个学术研究机构，足迹涉及云南、四川、贵州、山西、甘肃、广东、广西、福建等省，陆续写出9篇文章，结集成《战时中国之科学》一书出版。同时他收集了大量的中国科技文献，并得出观点：“没有一个民族或一个多民族的集体像中国那样对世界整个文明的发展做出如此积极而深刻的贡献。”1948年，李约瑟结束了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而返回剑桥，在中国助手王铃和鲁桂珍的协助下，开始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自此，他后半生的精力倾注于这项庞大且具开创性的学术工程上。

　　张超群说，李约瑟为进行此项研究计划历年积累了大批书籍及资料。1968年，他成立慈善基金，并由东亚科学史信托会管理，以确保他为进行此项计划所积累的书籍及资料可由成立的东亚科学史图书馆长期运作。1987年，在香港、新加坡及美国朋友的经济资助下成立李约瑟研究所，并由东亚科学史信托会负责管理，图书馆亦附属于该机构。李约瑟研究所以其丰富的藏书、各种讲座及研究会、相关著作的出版，为世界各地从事此课题研究的学者提供资源，业已发展为国际上的学术中心。

　　徐悲鸿所绘的《志在千里》一直由李约瑟保存，直至1995年辞世后，按其遗愿归入李约瑟研究所，由大英博物馆文物修复部重新装裱。张超群一再强调，李约瑟并不是一位收藏家，我们不能用专业的眼光去审视画作的艺术风格，也不要去谈李博士的审美偏好。这张画的意义不在于此，它记录的是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科技文化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