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制,我们刚才说过,可以归于贵族政体.王制以功业为基本,同贵族政体的性质相似.这可以是个人或家族具有优异的品质,或他们的功业曾经造福邦国,或两者兼备而且还具有卓越的才能.凡受到爱戴而登上王位的人们必定是他们的恩德业已遍及于城邦或民族,或他们的美名已经使大家确信他们能加惠于城邦或民族.列王,如雅典的科特罗斯曾把全邦从败亡中拯救出来,使人民免遭敌国的奴役,如波斯的居鲁士曾是波斯人的解放者;其它如拉栖第蒙和马其顿的君王,或是〔在伊庇罗斯的〕莫洛修人的王族,都曾有过开疆拓土的勋绩.设置一个王位的用意是在给社会安排一个保护人,使各家的产业全都获荫庇而受到保卫,可免除一切欺侮或压迫.至于僭主政体,我们已经屡次说过,则恰好相反.除了僭主自己的利益之外,僭主政体不关心任何公众的利益.僭主所重视的只是寻欢作乐,贤王所倚重的则是善德.两者异趣,因此他们所追求的也各有不同;僭主日谋积累他的财富,而贤王只求声名的永垂.王室的卫队都是本国公民;僭主的卫队则是雇佣外籍军人.
    僭主政体〔既是两者的复合,〕显然兼具寡头和平民政体的弊病.它从寡头政体上承袭了积累财富的目的;一个僭主维持其卫队和豪奢的生活完全依赖财富.僭主,有如寡头们,都不信任平民群众,所以不让他们获得武器.僭主政体也采用跟寡头统治相同的方针以压迫平民,把他们逐出城市,疏散到乡郊.它又从平民政体上接受了仇视贵要阶级的气息及或明或暗地损害著名人物的政策;僭主们时常流放贵要,认为他们正是自己的劲敌,留在国内会妨碍着自己的权势.贵要们的确可以不利于僭主,贵要们或是想自己执政,或是因不愿成为虐政下的奴隶,常常会联合起来进行反抗僭主的活动.因此伯利安德对另一僭主司拉绪布卢所作摘除田畴间高大黍穗的劝告,他的用意就直指向这些贵要,暗示司拉绪布卢应随时芟刈邦内杰出的人物.
    曾经讲过,君主制度各邦中发生革命的原因应该相同于〔其它〕立宪诸政体的各邦.不义.恐怖和鄙薄往往为人民背叛其君主的原因.不义的严重者为肆无忌惮的凌辱和没收他人的财产,这两者最容易激起反抗.在僭主政体和君主政体中所发生的革命,其目的及其原因相似,也类似于〔其它〕诸政体中那些革命者的目的.独断的统治者们总是名位煊赫而又富于资财;而名利两者恰好是人人的大欲.革命的锋芒有时直接指向君主的人身,有时则目的在于倾覆其权位.由凌辱所激发的叛乱通常报施在人身上.
    凌辱的种类很多,但是所有各式各样的凌辱所造成的结果则同样是受辱者的忿怒.凡是在忿怒狂热的时候直接冒犯君主的人们一般都没有什么野心,而只是怀有私恨,志在复仇罢了.在雅典,哈谟第俄和阿里斯托盖顿的袭击庇雪斯特拉托族僭主兄弟缘于哈谟第俄的妹妹受到了侮辱而自己也被欺凌.哈谟第俄为了妹妹投袂而起,阿里斯托盖顿为了友谊也奋不顾身.〈此外,在安布拉基亚也曾经有谋杀僭主伯利安德的事件,当他同所宠幸的少年亲昵的时候,嬉言问他是否因而得孕.这种侮弄让人感到羞辱.〔马其顿的〕鲍桑尼阿斯因为腓力王容许〔他的宠臣〕阿太卢及其附从对他施行无礼,曾经按企图刺杀腓力;小阿敏太狂言德尔达少年时曾经受过他的昵爱,德尔达愤而谋杀了小阿敏太.塞浦路斯的欧梵哥拉,其子奸占了一个侍宦的妻室,这个侍宦也因羞愤而杀死了欧梵哥拉作为报复.许多弑逆事件都是因为君主们对其臣民切身的凌辱而激发的.克拉泰俄和〔马其顿王〕阿契劳斯素有嫌隙,即便细故也可引致积愤.阿契劳斯曾允许克拉泰俄在他的二女中选娶其一,但是后来竟然食言了,这是克拉泰俄起事的真正原因.阿契劳斯在同瑟拉斯和阿拉培俄剧战到形势紧迫时,不顾成约,径将长女嫁给爱吕米亚王,而将幼女配给爱吕米亚王〔前妻所生〕的儿子,他自以为这样,那长子往后同〔王的后妻〕克娄帕羯的儿子可互相亲爱.这虽可以说是发难的借口,实际上克拉泰俄对于阿契劳斯的以嬖臣相待,久抱怨恨,早存异心了.拉利撒的希拉诺克拉底与克拉泰俄叛谋的原因也相类似.希拉诺克拉底以嬖幸进身于阿契劳斯的宫廷,阿契劳斯曾答应相助,使他回到乡邦,但是阿契劳斯老是没有实行诺言,因此希拉诺克拉底痛感阿契劳斯以虚情而逞其骄肆,自己深受了侮弄.另一个例子是〔色雷基王〕哥提斯的被杀;巴隆和埃诺城的赫拉克利图所以要杀害哥提斯是为了报复他责辱他们父亲的仇恨;而阿达麦所以叛离其王,则是由于幼年时的被阉割实出自哥提斯的暴命,想到终身的伤残,他就欲得而心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