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于莱真正生活过的时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他当时也没有多少生气,留剩下来的自然更贫弱可怜.除了他从前的那一行和他的家庭生活,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愿意知道.他对所有的事都抱着现成的见解,而那些见解还是他少年时代的.他自命为懂得艺术,却只知道几个偶像的名字,提到它们就搬出一套夸张的滥调;余下的都被认为有等于无,不足挂齿.人家和他说起现代艺术家,他或是充耳不闻,或是顾左右而言他.他自己说极喜欢音乐,要克利斯朵夫弹琴.克利斯朵夫上过一二次当;但音乐一开场,老人就和女儿大声说起话来,仿佛音乐能使他对一切不关音乐的事增加兴致.克利斯朵夫气恼之下,不等曲子弹完就站了起来:可是谁也不注意.只有三四个老曲子,有极美的,也有极恶俗的,但都是大众推崇的,才能使他们比较的静一些,表示完全赞成.那时老人听了最初几个音就出神了,眼泪冒上来了,而这种感动,与其说是由于现在体会到的乐趣,还不如说是由于从前体会过的乐趣.虽然这些老歌曲也有克利斯朵夫极爱好的,例如贝多芬的《阿台拉伊特》,结果他都觉得厌恶了:老人哼着开头的几个小节,一边拿它们和"所有那些没有调子的该死的近代音乐"作比较,一边说着:"这个吗,这才叫做音乐."......的确,他对近代音乐是一无所知的.
    他的女婿比较有点知识,知道艺术界的潮流,但反而更糟:因为他下判断的时候永远存心要压低人家.既不是不聪明,也不是没有鉴赏力,他可不愿意欣赏一切现代的东西.倘若莫扎特与贝多芬是和他同时代的,他一样会瞧不起,倘若瓦格纳与理查德.施特劳斯死在一百年前,他一样会赏识.天生不快活的脾气,使他不肯承认他活着的时候会有什么活着的大人物:这是他受不了的.他因为自己虚度了一生,必须相信所有的人都白活了一辈子,那是一定的事,谁要跟他意见相反,那末这种人不是傻瓜,便是存心开玩笑.
    因此,他讲起新兴的名流总带着尖刻挖苦的口吻,又因为他并不傻,只要瞧上一眼就会发见人家的可笑和弱点.凡是陌生的名字都使他猜疑;关于某个艺术家还一无所知的时候,他已经准备批评了,......唯一的理由就是不认识这个艺术家.他对克利斯朵夫的好感,是因为相信这个愤世嫉俗的孩子象他一样觉得人生可厌,而且也没有什么天才.一般病病歪歪,怨天尤人的可怜虫,彼此会接近的最大的原因,是能够同病相怜,在一块儿怨叹.他们为了自己不快乐而否认别人的快乐.但便是这批俗物与病夫的无聊的悲观主义,最容易使健康的人发觉健康之可贵.克利斯朵夫便经历到这个情形.伏奇尔那种抑郁的念头,原来他是很熟悉的;可是他很奇怪竟会在伏奇尔嘴里听到,而且认不出来了.他厌恶那些思想,他为之生气了.
    克利斯朵夫更气恼的是阿玛利亚的作风.其实这忠厚的女人不过把克利斯朵夫关于尽职的理论付诸实行罢了.她无论提到什么事,总把尽职二字挂在嘴上.她一刻不停的做活,要别人也跟她一样的做活.而工作的目的并非为增加自己和别人的快乐:正是相反!她仿佛要拿工作来教大家受罪,使生活变得一点儿趣味都没有,......要不然生活就谈不上圣洁了.她无论如何不肯把神圣的家务放下一分钟,那是多少妇女用来代替别的道德与别的社会义务的.要是没有在同一的日子同一的时间抹地板,洗地砖,把门钮擦得雪亮,使劲的拍地毯,搬动桌子,椅子,柜子,那她简直以为自己堕落了.她还对那些事大有炫耀的意思,当作荣誉攸关的问题.许多妇女不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假想自己的荣誉而加以保护的吗?她们所谓的荣誉,就是一件必须抹得光彩四射的家具,一方上足油蜡,又冷又硬,滑得教人摔交的地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