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维尔迪兰夫妇举办晚宴(不久之后由维尔迪兰夫人一人举办,因为维尔迪兰先生在不久后去世),德.夏吕斯先生则寻欢作乐,并没有想到德国人......德国人确实因一道不断更新的血的屏障而留在原地......离巴黎只有一小时汽车的路程.然而,后来有人说,维尔迪兰夫妇想到了这点,因为他们有一个政治沙龙,每天晚上在沙龙讨论形势,不仅讨论陆军的形势,而且讨论海军的形势.他们确实想到那些一个团一个团被歼.旅客随之遭殃的大屠杀;但是,一个相反的运算大量增加与我们福利有关的事物,又用一个极大的数字来除以与我们福利无关的事物,以致几百万无名氏的死亡几乎没有使我们受到触动,即使有所触动,也不象穿堂风那样令人不快.维尔迪兰夫人患偏头痛,因不再有羊角面包可以浸泡在她的牛奶咖啡里而感到难受,她终于让戈达尔开了处方,使她能在我们曾谈到过的某家饭店里买到羊角面包.从当局那儿得到这种处方,几乎同一位将军的任命一样困难.早晨她又拿起第一只羊角面包,只见报上叙述卢西塔尼亚号(卢西塔尼亚号是英国班轮,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被德国潜艇击沉,间接促使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沉没的经过.她一面把羊角面包浸泡在牛奶咖啡里,一面用手指轻轻弹着她的报纸,使报纸能全部打开,又不
必移动那只浸泡面包的手.她说:"多可怕!这比最可怕的悲剧还要可怕."但是,所有这些溺水者的死亡,在她眼里想必已缩小到原来的十亿分之一,因为她嘴里塞满面包在发表悲痛的感想,脸部却浮现出心满意足的表情,这种表情也许是因治偏头痛的良药羊角面包的味道而产生的.
　　至于德.夏吕斯先生,他的情况有点不同,但更加糟糕,他不但不热情希望法国取得胜利,而且走得更远,暗中希望德国即使不取得胜利,也至少不要象大家希望的那样被打垮.其原因是,在这些争端中,称之为民族的个人大群体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同个人一样.指导它们的推理方式是内心型的,并不断受到激情的改造,犹如卷入爱情纠纷或家庭纠纷的人们的推理方式一样.例如儿子和父亲争吵,女厨师和女主人争吵,妻子和丈夫争吵.有错的民族却认为自己有理......就象对德国这个情况那样......,而有理的民族往往理所当然地提出一些论据,它认为这些论据无可辩驳,只是因为它们符合这个民族的情感.在这些个人的争吵中,要理所当然地相信两方中的任何一方,最好的办法是属于这一方,一个旁观者决不会完全赞成一方.然而,在那些民族中,个人如真正属于民族,就是民族一个人的一个细胞.洗脑子只是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如果有人对法国人说他们即将被打败,任何法国人都不会象听到别人说他即将被贝尔塔远射程炮打死那样感到绝望.真正的洗脑子,是用希望对自己洗脑子,如果人们真是一个民族活的成员,洗脑子就是保存这个民族本能的一种方法.为了对德国一个人的事业的非正义性视而不见,对一个德国人来说,最好的办法不是缺乏判断力;为了随时看到法国一个人的事业的正义性,对一个法国人来说,最好的办法不是具有判断力;对这两者来说,最好的办法是爱国主义.德.夏吕斯先生具有罕见的道德品质,他富有同情心,慷概大方,对人友爱.忠诚,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其中之一是他的母亲是巴伐利亚州的公爵夫人,这点可能会起作用......他没有爱国主义.因此,他既属于法国躯干,又属于德国躯干.如果我缺乏爱国主义,不感到自己是法国躯干的一个细胞,我评价争端的方式看来不可能象过去那样.在我的少年时代,我完全相信别人对我说的话,我要是在当时听到德国政府表明自己的诚意,一定会不加怀疑;但我早已知道,我们的思想并非总是和我们所说的话一致;有一天,我在楼梯的窗口里发现夏吕斯不象我过去想象的那样,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我在弗朗索瓦丝身上,后来又在阿尔贝蒂娜身上,看到一些观点和计划的形成,这些观点和计划同她们所说的话截然不同,因此,我即使作为普通的旁观者,也不会让德国皇帝和保加利亚国王任何冠冕堂皇的话来欺骗我的本能,我的本能会象识破阿尔贝蒂娜那样,来识破他们秘密策划的阴谋.但说到底,我只能设想,如果我不是当事人,如果我不是法国这个当事人的一部分,我会做出什么事来,犹如我在同阿尔贝蒂娜争吵时,我忧郁的目光或我透不过气来的喉咙是我个人的一部分,我个人则与我事业休戚相关:我无法漠不关心.德.夏吕斯先生的漠不关心是彻头彻尾的.然而,自从他只当一名旁观者之时起,一切都应使他成为亲德派,从此他虽然生活在法国,却不是真正的法国人.他十分灵敏,但在任何国家里,绝大多数人都是傻瓜;毫无疑问,他要是生活在德国,愚蠢而热情地捍卫一种非正义事业的德国傻瓜们并不会使他们生气;但是,他生活在法国,愚蠢而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