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外祖母的一个妹夫来了.他是教士,我从没见过他.他给在奥地利的教会会长发电报告假,破例获得批准.他内心极度悲伤,在床边颂读祈祷文和沉思录,但那双深陷的小眼睛一刻也没离开病人.在我外祖母弥留之际,我看见这位教士悲痛欲绝,我心里却很不好受.我凝视着他.他似乎对我的同情感到意外,于是出现了一桩怪事.他象一个痛不欲生而陷入沉思的人那样,双手并拢放到脸上,但是,因为他知道我会把视线从他身上移开,我看见他手指间留了一个小缝.当我目光离开他时,我看见他那锐利的眼睛从手指间的缝隙观察我的痛苦是不是真诚.他隐蔽在手后面,就象躲在一个黑暗的忏悔室里一样.他发现我看见他了,就立即把露出一条缝隙的格子窗关严.后来,我和他又见过面,但我们之间从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我们相互达成了默契:我没有发现他偷看我.教士和精神病医生一样,在他们身上总有一股预审法官的味道.再说,不管怎样的朋友,不管他们对我们多么亲密,和我们有着怎样共同的过去,哪一个没有不愉快的片刻回忆?而我们认为最方便的办法不就是使自己相信他们大概已经忘记这些片刻了吗?
　　为使外祖母的呼吸稍微畅通一些,医生给她注射了一支吗啡,他说要用氧气袋.母亲.大夫和看护修女手里都拿着氧气袋,一个用完,又给他们递上一个.中间有一会儿我离开了房间.当我回来时,我仿佛看见了一个奇迹.外祖母连续发出轻微的呼噜声音,仿佛在为我们唱一支快乐的歌,那快节奏的动听的歌声充满了整个卧室,经久不息.我很快就明白,这歌声不会比刚才嘶嘶的喘息更有意识,同样都是无意识发出的.也许吗啡在里面起了些作用,但这更是呼吸调节器改变的结果,因为氧气不再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通过气管了.由于氧气和吗啡的双重作用,外祖母呼吸不再困难,也不再发出呼噜声了,而是象在滑冰,敏捷而轻快地向着令人心旷神怡的空气滑去.也许,在这歌声中,除了有和笛子里的气流声一样微弱的呼吸声外,还夹杂着更象是人的叹息声,这种由于死亡临近而发出的声音使人相信这是昏迷的人发出的痛苦或幸福的呻吟,给这个长乐句加上了一个更悦耳动听的.不变动乐句节奏的音调.乐句从变得畅通的胸部升起,继而升高,然后下落,接着又一次升起,去追逐氧气.尔后,这个在强烈的快感中夹杂着低声哀求的歌声在达到了最强音,并竭尽全力地延长后,在某些时刻,似乎完全停止了,犹如一条干涸的水泉.
　　弗朗索瓦丝每逢遇到伤心事,总感到需要把悲伤表达出来,但她连表达忧愁的最简单的技巧都不具备,因而也就成了空需要了.当她认为外祖母已经完全无望时,她非常想让我们知道她......弗朗索瓦丝的感受.但她只会重复一句话:"这真叫我受不了",说话的语气和她喝菜汤喝得太多时说"我胃上压着一块石头"的语气一样平淡,不论是哪种情况,都比她自己似乎认为的要自然.尽管她的悲伤没有很好地表达出来,但她确实很悲伤,何况,她女儿有事留在贡布雷(这位巴黎女郎现在把贡布雷轻蔑地叫做"乡下",她感到在那里会变成"乡巴佬"),可能回不来参加葬礼,她就更伤心了,因为她觉得葬礼应该是极其壮丽的事.她知道我们谁也不会向人诉说悲痛,她怕别人同她说话,早就想好出殡那个星期,每天晚上都召见絮比安.她知道出殡的时候絮比安没有空闲.她想,至少回来后要把情况给她"说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