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想提出一个概括整体的原则,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想再重复和明确一下我们在这里所论述的一切问题的基本前提,并让它具有真正的原则的形式.
    这儿所举出的所有手段只有相对的价值.只是在双方都软弱无力的情况下才能应用它们.假如超出这个领域之外,就有另一个较高的法则起支配作用,那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现象世界.统帅决不能忘记这一点,决不可怀着自以为是的信念,将狭窄领域内的东西看作是绝对的.统帅决不可把他在这儿所使用的手段看作是必然的.唯一的手段,别在自己已经担心这些手段不合适时还使用它们.
    从我们目前的立足点出发,仿佛不可能产生上述那种错误.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却不是如此,因为在那里事物之间的界限不是那么显著的.
    我们必须再次提醒读者注意,我们为了让观念明确.肯定和有力,在考察时只把完全对立的.即极端对立的方式当作对象,可是战争的具体情况大多是处于中间状态的,因此受上述极端的观点支配的程度取决于战争的具体情况同极端对立的方式接近的程度.
    所以,一般说来,首要的问题是统帅能够事先断定敌人是否企图采取较大的.较坚决的措施,他有无力量用这种措施战胜我们.只要敌人有一点这么做的可能性,我们便必须放弃只能避免小的不利的小措施,就只好通过自愿的牺牲改变自己的态势,准备迎接较大的决战.换句话说,统帅首先应当正确地估计情况,并根据这个估计采取活动.　　
    为了通过实际生活中的例子更加明确地说明这些观念,我们想概略地谈一些在我们看来是情况算计得不正确而行动的实例,也就是说,在这些例子中一方的统帅是按敌人不坚决行动的情况采取措施的.我们先从１７５７年战局的开始说起,从当时奥地利军队的兵力部署中可以看出,他们没有估算到腓特烈大帝会这样坚决地发动进攻.当卡尔.亚历山大已经陷入必须带领军队投降的险境时,皮科洛米尼的一个军却还停留在西里西亚边境.这便说明,他们对情况完全了解错误了.
    １７５８年,法国不但完全受了策芬修道院协定的迷惑(这个事实不属于我们论述的范围),而且两个月后,对自己的敌人或许采取的行动也判断错了,结果失去了威悉河和莱茵河之间的所有土地.至于１７５９年腓特烈大帝在马克森,以及１７６０年在兰德斯胡特,因为不相信敌人会采取那样坚决的措施而对敌情全部判断错误的情况,我们已经谈过了.
    在历史上恐怕非常难找到比１７９２年在估算敌情方面所犯的更大的错误了.人们原来认为利用少量的援军就能够结束一次内战,结果却受到政治热情发生根本变化的法国人民的很大压力.我们之所以把这个错误称为严重的错误,是因为这个错误后来导致了严重的结果,并不是因为当时很容易避免这个错误.至于在军事上,那便不能否认,以后几年连遭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１７９４年的战局.在这次战役中,联军不但完全没有认识到敌人进攻的强烈性,因此使用了扩大阵地正面和战略机动这种微不足道的方法,并且从普奥两国政治上的不一致和愚蠢地舍弃比利时和荷兰这些事情上也可以看到,各国政府很少估计到来势凶猛的巨流的威力.１７９６年,在洛迪.蒙特诺特和其余地方进行的各次抵抗也足以证明,奥军在如何对付拿破仑这个人的问题上了解得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