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其不意地攻击敌人的翼侧和背后,效果总是很大的,因为正处于失败的危机状态中的敌人是分散和混乱的,很难抵挡这种攻击.敌人的兵力,在战斗初期,是集中的,对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总是有防备的,因此这种攻击不会起多大作用,但是到了战斗的未尾,就完全不同了,这一点不是十分明显的吗!
    所以,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承认,在多数情况下,一支援军攻击敌人翼侧或背后,能产生更大的效果,就似乎同样的力在杠杆上作用于力臂较长的一端时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样.一支从正面进攻不足以恢复战斗的军队,假如攻击敌人翼侧或背后,就能把战斗恢复起来.精神力量在这里起着主要作用,它的效果几乎是无法估量的,因而大胆和冒险就有了用武之地.
    在难以确定能否挽回一个失利的战斗时,必须注意上述这一切,必须考虑到上述各种相互影响的力量的作用.
    倘若战斗还不能认为已经结束,那么,援军所开始的新的战斗就会与原来的战斗合而为一,取得共同的结果.于是原来的失利就从账本中一笔勾销了.可,如果战斗的胜负已定,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这时就产生两个各自独立的结果.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援军兵力有限,不能和敌军相对抗,那就很难指望新开始的战斗会获得有利的结果.如果这支援军很强大,以至可以不考虑前一个战斗的结果就能进行下一个战斗,那么它虽然能够以胜利的结果来弥补前一个战斗的失利,甚至或许还有更大的收获,但绝对不能把前一个战斗的失利从账本中勾销.
    在库涅斯多夫会战中,腓特烈大帝在有次攻击时占领了俄军左翼阵地,缴获了七十门火炮,但在会战终了时又都丢了,因此前一部分战斗的全部成果就从账本中勾销了,如果他适可而止,把会战的后一部分延迟到第二天进行,那么即使失利了,第一次战斗的收获也足可以抵销这个失利.
    但是,如果在战斗还未结束时就已经预先看到战斗的不利情况,而且把它扭转了过来,那么这种不利的结果不但可以从我们的账本上一笔勾销,而且还能成为更大胜利的基础.也就是说,如果人们仔细考虑一下战斗的战术过程,就不难看出,在战斗结束之前,各个部分战斗的一切结果都不过是暂时的,在总结果中不但可能被抵销掉甚至还可能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我方作战的军队被击溃得越多,敌人消耗的兵力也就越大,所以敌人的危机状态也就越严重,我方生力军的优势也就越大.假如这时总的结果转化为对我有利,我们从敌人手中夺回了战利品和战场,那么敌人以前在夺取战场和战利品时所耗费的所有力量都将成为我们的纯利,而我们以前的失败却成为走向更大胜利的阶梯.这时,在胜利的情况下敌人认为值得为之作出牺牲的辉煌战绩就化成乌有,剩下的只是对牺牲掉的兵力的懊恼心情了.胜利的魅力和失败的灾殃就是这样地使胜利和失败变幻莫测.
    因此,如果我们占决定性的优势,并且能够以更大的胜利来报复敌人,那么,最好是在这次战斗(如果它是相当重要的话)尚未结束之前就扭转不利的局面,而不是发动第二次战斗.
    １７６０年劳东将军在累格尼察进行战斗时,道恩元帅曾试图去援助他.可是当劳东战斗失败时,道恩虽然有足够的兵力,然而却没设法在第二天进攻腓特烈大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