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普栾初次遇到的所谓"社会"便是这样.当然他知道这个小社会......完全不是真正意义的社会,知道假如达官贵人眼里"有马车.看门人.总管......表示象大家一样生活",那么"象大家一样生活......意味着象很少人那样生活".人民是由另一种人组成的,但他们才是真正的人们,"而这些......只不过是厚颜无耻之徒".在那个世纪的哲理小说里,虚伪的野蛮人充当着批评家的角色.在《新爱洛漪丝》里,扮演腐朽和空虚的巴黎批评家的不是野蛮人,而是自身幸运地结合着感情率真同理智发达的有广泛知识的人.
圣.普栾也尖锐地批评了首都的戏剧.他的思想的理论意义远远超出表面观察和仓卒印象的范围.
在研究官方法国的面貌时,圣.普栾正确地指出,在世界所有首都中"民族性质都在消失",所有王家宫院彼此都相似,巴黎文化的贵族跟罗马或伦敦的贵族差别不多.圣.普栾总结自己的研究说,研究民族只有到偏僻的外省去,那里人们保持着民族的和个人的特性.这样,圣.普栾笔下的巴黎并不令人神往.
他对于百科全书派也是毫不留情的.对于这样的问题:为了理解上流社会,最好自己属于这个社会,或者象哲学家一样站在离它相当远的地方.圣.普栾回答说:两者都不是......为了研究它,你要装样子参加进去;隐藏自己的观点,避免公开承认.但是跟哲学家不同,他的道德......纯粹是废话,某种抽象的东西,给人以"理论上严格,而不怕应用它"的可能,要会在上流社会的人群里"保持自己的道德基础",自己的内心的"高尚品德的形象",脑筋里要记住古时爱尔维修关于道德严厉的历史著作以及现代瑞士人的单纯.当然,这里圣.普栾同卢梭一样对哲学家十分不公正,当他在写《新爱洛漪丝》七.八年前写他最初两篇论文时一样.看来在小说的这部分的圣.普栾,是那时的卢梭而不是六十年代的卢梭.
圣.普栾满怀暴露的热情,他的信多少使于丽感到难堪.她提醒他关于法国人讨人喜欢的特点,关于他们不象英国人而是善意地接受对自己最尖锐的批评,最后关于法国妇女的优雅和富于同情心.圣.普栾对于最后一点表示某些让步,承认当农民来到知名的贵夫人那里乞求金钱或帮助以便摆脱租税.兵役时,那些平常从事闲聊和谈情说爱的夫人却表现出真正的同情.可是于丽要他谢绝无聊的拜访和专心致力于法国政治制度研究的劝告却没在什么结果......圣.普栾对法国社会上层道德的堕落感兴趣而不是对政治感兴趣,然而他对暴露贵族生活的这一方面却非常热心.
唉,巴黎气氛的道德腐朽也触及到了圣.普栾自身,这是于丽所预见到的,她担心"罪恶的诱惑和空虚的高谈阔论"会影响到他.仿佛谁也没有象他那样武装着对付"心灵哲学方面"的诱惑和恶习了,但甚至是圣.普栾也会脸上蒙垢.有一次有一批军官朋友说服了他,他们仿佛到一个团长的妻子家去作客,并且成功地蒙蔽了他的警惕性并诱他到一家淫窟里.虚伪的羞耻妨碍了圣.普栾立刻离开那家,虽然他模模糊糊地猜到自己落进了坏地方.简短地说,喝醉了酒的圣.普栾在淫荡的姑娘的怀抱里觉醒了......很难想象他的恐怖.圣.普栾的眼泪"沾湿了"他给于丽告诉这件事的"信纸".于丽整个的温柔.善良.耐心都表现在读了圣.普栾的信后,她马上就原谅了他,因为她清楚地知道,他所犯的过失是在他的"我"......就是她如此热爱而她即使现在也没有失望的那个"我"......不在场的时候.
在小说第三卷才开头,格兰尔......现在是陶尔勃夫人......通知圣.普栾说,于丽的母亲因为偶然发现圣.普栾给她女儿的信后由于悲痛而生病了,于是圣.普栾采取了对他最困难的决定,他写信给岱当惹夫人,表明假如她这样要求的话,自己准备永远放弃于丽.她的仁慈的母亲懂得他的受难,本来想把事件转变到另一方向,然而想影响自己性情凶暴和固执的丈夫,她的性格却是太温柔了.早已患着水肿病的她很快就死了.岱当惹男爵在自己的妻子死后写了封侮辱的信给圣.普栾,后者克制地.有礼貌地答复了他,虽然由于于丽的决定而满腔绝望,因为于丽认为她良心上对母亲的死是负有责任的.当然圣.普栾可以诉诸她的感情,使她回归给自己,可是即使她成了他的妻子,她也已不是从前的于丽了.现在她确信:唯一能支持她在应有的道德高度上的,......那便是她奉献给父亲的牺牲的意识.这对她来说十分不容易."责任啊,......不幸的于丽叫喊道,......你充当为什么的工具?"......"责任.荣誉.美德......这些东西对我的心灵什么也没有说......"不管心灵的这些呻吟,当她父亲......这个"空虚的爵位的热忱捍卫者"......跪着要求女儿出嫁给伏尔玛尔时,她便同意了.
于丽的不幸在于这个太听话的女儿和不够坚决的情人,她听了圣.普栾的话,成了"社会地位幻想的牺牲品".于丽如果即使像她情人那样有一点儿自私,便不会造成致命的错误,以致践踏了自己和他的幸福.在某一瞬间,他曾感到他和于丽之间的关系要走出现在形成的情况,可以按家庭三角关系:丈夫......妻子......情人的模式来解决;要知道通奸在巴黎或英国的上层社会里是并不少见的.可是不......这种可悲事件的类似的出路会降低于丽和圣.普栾,把巨大的幸福变成盗窃的变种.象于丽和圣.普栾那种人只能希望不是完全有,便是一无所有.读者很难同意小说的作者,不在于他的主人公们拒绝鄙俗行为,而在于既然赋予他们以深挚的感情,却不给这感情以克服自身谬误的力量.一般地说,为利益打算或者强迫的婚姻,在生活里比因爱情或自由意志的婚姻要多得多,但为什么正是这些婚姻被看作是道德高尚的呢?事实上正好相反,男人跟女人没有爱情的亲近是没有道德的因素的.总而言之,于丽的决心和圣.普栾的顺从只能对他们引起怜悯.难怪于丽为了自我辩护,不得不使用千百种诡辩,而圣.普栾在倾听它们时丧失了心灵的一贯的严整性.
如果卢梭在于丽的形象上毕竟没有损害艺术的真实性,那末作者的干涉怎么会应用于现在的圣.普栾,他改变了自己的原则,使于丽相信"勇气的激发"使她变得"更像自己",而且当她......拒绝他时还从来不曾更像是"他的"于丽.被环境的力量强迫分手的主人公们的命运的转变,在生活中常有的可能的转折,卢梭用最不幸的情人的口才的玫瑰花来装饰,这些话他至少以不去说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