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此后的做法的确有所更张,《后汉书•寇恂传》叙其建武十二年(36年)死前之事曰:“时人归其长者,以为有宰相器。”但光武并未顺从“时人”的意愿,选寇恂为相,寇氏最终卒于执金吾任上,由此可以看出光武与功臣间地位的消长变化。又据《后汉书•贾复传》载:建武十三年,贾复罢左将军官,以列侯就第,加位特进。“朱祜等荐复宜为宰相,帝方以吏事责三公,故功臣并不用。”贾复为南人,力荐贾复的朱祜也是南人。寇恂系北人,推举寇恂的“时人”是否亦为北人已不得而知,但至少我们知道南北两大功臣集团,一直在设法维护自身的利益。然而,光武将北人寇恂、南人贾复统统排斥于三公之外,又是借南北功臣权力的制衡,为其他新兴的政治势力,进而也为君主专制的发展开辟道路。

　　光武在建武中后期相继解除功臣的兵权,是其处理功臣问题的另一项重大举措,此事的开端在建武十三年四月,光武帝“罢左右将军官,建威大将军耿罢。”左右将军分别为贾复和邓禹,而这次罢官事件的内幕为:“(贾)复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与高密侯邓禹并剽甲兵,敦儒学。帝深然之,遂罢左右将军。”“功臣拥众京师”是东汉初年的普遍现象,光武颇为忧虑。功臣带将军名号,就有权领兵,故光武解决“功臣拥众京师”之隐患的关键就在于削夺功臣的军职。

　　其时,中都官中地位最高的武官是建威大将军、北州大功臣耿,但光武并不是从耿开刀。南人贾复、邓禹揣度人主心思,率先“剽甲兵”。光武“深然之”,遂罢其左、右将军。尽管无从断定光武同贾复、邓禹是否密谋在先,然而贾、邓二人的免官,无疑给包括耿在内的其他功臣造成巨大压力。耿于“时之度数”,范书本传说他不久便“上大将军印绶”,拱手交出了兵权。这实际上是耿为形势所迫而采取的不得已之举。此事清楚地表明:南北功臣间彼此制约,真正获利的是光武本人。

　　新臣与旧臣的兴替

　　《后汉书•窦融传》:陇、蜀既定,光武命窦融与河西五郡太守奏事东都,“融到,诣洛阳城门,上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安丰侯印绶。引见,就诸侯位,赏赐恩宠,倾动京师。数月,拜为冀州牧,十余日,又迁大司空。融自以非旧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会进见,容貌辞气卑恭已甚,帝以此愈亲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数辞让爵位。”

　　窦融进京在建武十二年,当时东汉朝臣有新旧之别,那么,“新臣”与“旧臣”是如何界定的呢?“融自以非旧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会进见,容貌辞气卑恭已甚”一句,使人易产生误解:仿佛“旧臣”就是“功臣”,而“新臣”则不是“功臣”。但同样据《窦融传》载:建武八年(32年),融率河西诸郡兵,配合汉军共击隗嚣,及“嚣众大溃,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诏以安丰、阳泉、蓼、安风四县封融为安丰侯”。由此可见,卑恭以“新臣”自居的窦融其实正是一位功臣。

　　“新臣”、“旧臣”的划分是相对的,二者的界限在于其依附光武特别是入朝的先后,而不在于是否已取得军功。具体说来,窦融等河西功臣在陇右平后始奉诏进京,他们此前既未参与光武经营河北的活动,也未投入光武征伐关东及关中的战争,其经历与上面提到的“南人”、“北人”颇为不同。两汉之际,河西长期和中原隔绝,由窦融主持的地方政权实际上处于割据状态。窦融等人虽然久奉东汉正朔,接受光武封拜,但在朝廷中尚无一席之地,所以同建武元功邓禹、吴汉等大批“旧臣”相比,就只能算是“新进”了。

　　耐人寻味的是光武对待窦融一帮新人的态度。如果说窦融获光武召见,“就诸侯位,赏赐恩宠,倾动京师”,还只是一项虚誉,到他拜冀州牧、迁大司空时,就已拥有实实在在的权势了,故连他本人也感受到“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的显赫。如果进一步联系建武十三年前后光武选相,“(南、北)功臣并不用”的事例,便会发现对窦融的任命是非同寻常的。

　　光武尤宠“新臣”的又一个显著迹象是新臣多与皇室结亲,“旧臣”逐渐丧失军权后,“新臣”仍被光武委以军事重任。建武、永平之际,窦、梁诸家权势炙手可热,已有凌驾旧臣之势,及光武崩,梁松“受遗诏辅政”,地位盛极一时。

　　新臣异军突起,不免引起旧臣反感。《马援传》:建武二十五年(49年)春,马援所率四万汉军在壶头遭五溪狙击,士卒多疫死。其时,马援裨将耿舒与其兄书曰:“前次我上书说当先攻击充县,粮食运输虽困难,可兵马好用,几万军人都争先应战,如今驻扎在壶山头,竟不能前进,即将疫死,实在令人痛惜。前次到临乡,盗贼无故前来,如果夜里攻击他们,就可以将他们消灭,而马援却贻误战机,因此失利。”得此书即奏之,光武遂使梁松乘驿责问马援,而援竟染疾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