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援一向以晚辈看待梁松,故其死后为梁松所陷,是新臣间门户、长幼之争,与本题无关。耿舒对马援的进军路线持有异议,而两条路线本来各有利弊,光武也难于决断,未必就是马援用兵的失误。

　　不过,耿氏兄弟俱为旧臣中重要人物,耿更是北州名将、建武元功,尽管从史籍中看不出耿有任何激烈的反应,但是只要他确“思重立大功”,便不会使新臣如马援辈在军事上一再得到重用,而他本人却数年于“无复尺寸功”的窘境无动于衷。“伏波类西域贾胡”,是相当鄙夷的语气,流露出耿舒对马援等“新臣”所存的偏见。耿参与对马援发难,耿氏兄弟,可能还有其他旧臣,在此问题上显示出一致的立场,他们将矛头指向光武的用人方针。

　　那么,光武何以非要“舍旧臣而任新进”呢?依然是出于制御功臣、伸张皇权的目的。如前所析,作为“旧臣”骨干的南北功臣,在建武前期形成庞大的政治势力,光武的专制地位不断受到冲击。南北两大功臣集团内部又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他们暗通声气,彼此呼应,难于动摇。相反,“新臣”在东汉朝廷中势孤力单,缺乏党援,唯有攀附皇权才能立足。光武极力拉拢新臣,并借以压抑旧臣,恐怕是他在当时形势下的唯一选择。

　　《后汉书》曰:“光武闵伤前代权臣太盛,外戚与政,上浊明主,下危臣子,后族阴、郭之家不过九卿,亲属荣位不能及许、史、王氏之半耳。”按照《东观汉记》的看法,光武是接受前朝教训,严设防范外戚干政。阴、郭之家固然是外戚,而窦、梁之家同样也是外戚。窦融位至三公,“在功臣之右”;梁松“贵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惮之”,均已见诸史籍。

　　“前代权臣太盛,外戚与政”,酿成王氏篡权的恶劣后果,此事对于在新莽废墟上建国的光武帝来说,无疑是殷鉴不远。然而,他最终还是赋予外戚极大的权势,未能真正脱离西汉的窠臼。《后汉书•阴识附弟兴传》载,建武二十年(44年)夏,“帝风眩疾甚,后以兴领侍中(按兴本官为卫尉),受顾命于云台广室。会疾瘳,召见兴,欲以代吴汉为大司马。”尽管此议终因阴兴固让作罢,但由阴氏出任三公中最为显赫的大司马一职,已在光武考虑甚至实际安排之中。这表明所谓“后族阴、郭之家不过九卿”的结果,实非光武本意,《东观汉记》之说并不确切。

　　出现上述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光武从前代继承的政治体制中官吏权力相互约束的机制尚不完备,光武必须反复寻找新臣以牵制旧臣。而外戚由于与皇室关系特殊,容易得到信任,如果他们同时也具有从政能力,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光武优选的对象。

　　纵观东汉历史,窦、梁、马诸家得以发展成强大的外戚势力,影响政局达百年之久,其根源就在于建武年间光武扶植新臣之举。

　　文官与武官的进退

　　《后汉书•光武帝纪》论东汉初年“退功臣而进文吏”之事,将“功臣”与“文吏”并举,以有无军功作为二者区分的唯一标准,不过,此处“文吏”应包含文法之吏和儒学之士两部分,与将“文吏”与儒生相对而言意义有所不同。

　　征诸史籍,建武年间获光武重用的文吏普遍具备儒学背景,如太傅卓茂、大司徒(后改司徒)伏湛、侯霸、欧阳歙、蔡茂、大司空(后改司空)杜林、太常桓荣等,或“通经名家”,或“避世教授”,多为儒者所宗。光武中兴之初,为使东汉国家机器得以充实、运转,急需大批儒学之士和文法之吏,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是光武麾下功臣中本不乏此类人才,但他偏偏弃而不用,执意“退功臣而进文吏”,其原因究竟何在?

　　建武功臣中弥漫着居功自傲的情绪,光武如果“接之不能满”,他们难免流露出对皇权的离心倾向,彭宠之乱正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北州功臣彭宠的叛乱,源于同“年少骄躁”之朱浮的冲突,但朱浮身后时时有光武的影子。光武支持朱浮加紧对彭宠的监控,最终导致双方兵戎相见。这一突发事件,正是皇权与功臣之间限制和反限制斗争的产物。

　　彭宠起兵后,朱浮等人根据光武对待彭宠问题的一贯态度,推测他将会亲征。而事实上光武仅派了邓隆一支偏师暗中增援,及邓隆、朱浮两军败后,他索性放弃渔阳,听任彭宠割据称雄。光武处理此事畏首畏尾,似有难言之隐。他可能是担心一旦实行严厉的镇压,会引来其他功臣的反感和猜疑。彭宠曾是北州诸将中一位领袖人物,虽说吴汉、王梁、盖延等北州功臣的态度并不明朗,但他们多半是同情其故主彭宠而敌视朱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