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推移,南北、新旧功臣间的界限也逐渐泯灭,出现了融合的趋势。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是旧臣贾复与新臣马援的联姻。贾武仲、马姜的婚姻,势必又密切了两个功臣之家的关系。现存功臣间通婚的记录不多,但可以断定绝非仅此一例。这种日益错综复杂的亲戚网络,更增添了光武制御功臣的难度。

　　总之,可以这样说,无论功臣具备怎样的儒学造诣和政治阅历,迟早都会为皇权所不容,迟早要在政治上为文吏让路。光武与功臣关系中,既有宽容、和谐的一面,又有制约、矛盾的一面。历代史家往往注意前者而忽略后者,因此难于对建武年间权力结构的演化做出透辟的阐释。

　　光武“退功臣而进文吏”,在其称帝之初就已显露端倪:当时光武在功臣的巨大压力下,并不能随心所欲地任免政府高级官员。大司徒一职,光武虽属意伏湛,却由于伏湛不是功臣,而仍须由功臣邓禹挂名。不过《伏湛本传》又说:“车驾每出征伐,(湛)常留镇守,总摄群司。”可见,伏湛以司直行大司徒事,实际权力极大。至建武三年(27年)闰二月,邓禹在回溪惨败于赤眉后辞官,伏湛接任大司徒,成为文吏阶层在东汉崛起的先声。

　　自建武三年迄于三十一年(55年),相继出任大司徒的共有七人,除韩歆“以征伐有功”外,其余六人都是文吏。而与大司徒并立为三公、最初也被功臣所据有的大司空一职,建武二年王梁免职后就已改授文吏宋弘。至于同一时期的九卿之中,文吏更是占了绝大多数,其中见于记载者就有伏黯等17人。

　　光武大量擢任文吏,最终以和平的方式,妥善解决了功臣权重的隐患,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建武功臣在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光荣地退出政治舞台。杜笃谓“功成即退,挹而损诸”,又可以说是功臣们共同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