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医院以后，我忽然无聊得要命。我有点后侮我花掉的那八毛钱，因为我来到了电影院门前，刚好有一场《疯狂的贵族》，这电影爸爸往家里拿过招待场的票，那时候我根本不想看，可现在我要能看上一场该多好呀——票房里的那个阿姨托着腮帮子发愣，有的是卖不出的票，但我手里归里包堆只有六分钱了。唉，没法子，我只好在电影文告底下转悠了一圈，用五分钱买了一根巧克力冰棍，小口小口地吮着，懒洋洋地继续朝前盲目地走去。

　　我真希望能遇上点什么奇迹，比如说，有个大流氓正欺侮一个小女孩，那么我一定立刻冲上去抱打不平;再比如说，忽然前面树根底下出现一个钱包，鼓鼓囊囊的，里头至少有一百块钱，还有工作证什么的，我立刻捡起来，并且立刻奔跑着去交给警察叔叔……末后失主找来了，他感动得要命，抽出一张十元的钞票要酬劳我，我便高傲地说：“你要这么看待我，我就把你的钱包扔回那树根底下去!”……可我又干嘛非得扮演正面角色呢?我干嘛不拣起一块石头，朝那药店的大玻璃窗扔过去?也许那就会把我逮起来，关进拘留所，我都这么大了，尝尝拘留所的滋味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还有那信托商店的收购部，挂着好大的一块牌子：“谢绝参观”。凭什么“谢绝参观”?我干嘛不勇敢地闯进去?人家轰我也不走，我就是要参观嘛!……喏，前头是一家储蓄所，究竟存钱是怎么一回事?干嘛要给存钱的人利息呢?这不是鼓励不劳而获吗?我身上正好还有一分钱，一分钱给不给存?一个月给多少利息?……

　　可是到头来我既没遇上什么奇迹，也没真的胡来，我走进一座百货商场，很快便找到一件既能消耗我那多余时间和多余精力，又很有意义的事来做——我帮助清扫场地的那位师傅推着地刷来来去去，那地刷跟地面的接触宽度足有一米半还多，蘸了汽油，推着锯末往前那么一推，地面就变得干净极了，推把上还安装着一个铃裆，遇到有顾客挡路时，我们就按铃提醒他们。

　　那师傅有我帮忙，省劲多了，工作效率也提高了许多。当然，他问了我：“小同学，你们今天怎么不上课呀?”我就撒谎说：“昨天我们学校开运动会了，所以今天休息。”他表扬我说：“你昨天也有竞赛项目吧?瞧，累了一天，你也不歇着，还来义务劳动!”我随口说：“没事儿!我爱推铅球，帮您这么一扫地，我胳膊不就长劲了吗?”

　　说实在的，我干得蛮快活，不知不觉就到了商店关门的时候了，我还要帮那师傅做最后的清扫，他无论如何不让了，说我该回家了，不然家里大人会着急的。临告别时，他一再问我是哪个学校的，叫什么名字，我挺不情愿地告诉了他。出了商店以后，我为这一点后悔了半天，我溜溜达达地往家里去，心里很轻松。我觉得天边的晚霞像一团团粉红色的草莓冰激凌，而那些电线杆上伸向马路当中的新型路灯，活像一把把可以用来吃那些冰激凌的大勺子。我把跟彭老师闹纠纷的事撇在了脑后，就仿佛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直到上了楼，来到我家住的单元门口时，我才感觉出今天毕竟有些异样。我家的门没有掩实。推门进去，耳边立即传来两个重叠的声音：一个是妈妈抽泣的声音，一个是吴校长劝慰的声音：“要知道，13岁的确是个可怕的年龄。孩子在这一岁里生理上、心理上都发生了某种剧烈的震荡，我们一定不能简单化地去理解他们和对待他们，尤其要避免从政治上、品德上去给他们生硬的结论，而应当学习一点少年心理，准确地把握他们的心理状态，同时引导他们逐渐地认识自己和约束自己，像关心他们的生理卫生一样，帮助他们搞好心理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