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教施政治民，注意对社会精神生活的建设与引导，倡导文治，是古代高明的统治者为稳固自己的统治常常采取的措施。文治所注重的是推行政治教化、巩固纲常道德、阐扬儒家学说、发展教育、整理典籍等等。总之，是通过兴办各项文化事业将统治者的政治思想、教化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们的心中，使之不偏离当朝的政治方向和政治需要。在清代诸帝王中，清高宗乾隆最重文治，而且有自身的特点，那就是将推行文治与官方修史事业联系在一起，把设馆修史当作推行文治的重要工具，充分发挥史馆修史的政治功能，通过修纂史书、阐释历史来达到转移人心、扶植纲常的目的，而不是进行空洞的说教。这是乾隆皇帝作为一个有较高学术修养的政治家的高明之处。

　　一、《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的编纂与清廷正统理论

　　正统问题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理论问题[1]。作为一种观念，它曾长期支配过中国古代士人和统治者的头脑，经常影响着他们的思想意识、政治行为和重大决策。清高宗在进行文治建设时，首先就考虑到从思想意识和政治道德上重新论定南明以及清朝的正统地位，在广大臣民中树立清朝为天下共主的思想，拨正人们——尤其是汉族士人对清朝历史地位的不正确认识，从思想深处转移人心。为此，清高宗特设《通鉴辑览》馆，以《御批通鉴辑览》的编修为依托，从自身的实际需要出发，对明末清初历史作重新解释和伦理判断。

　　《御批通鉴辑览》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六月告成[2](卷813)，该书“发凡起例，咸禀睿裁，每一卷成，即缮稿进御，指示书法，悉准麟经。又亲洒丹毫，详加评断”[3](P430)，清高宗在书法、论断等方面具体指示，引导馆臣按自己的意志对历史进行裁决。

　　1、南明小朝廷的正统地位

　　《御批通鉴辑览》一书，对南明政权的正、闰进行了重新定位。清初，统治者一直持明亡于崇祯说，即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灭亡，正统终结，此后建立的南明小朝廷，没有正统可言。顺治、康熙、雍正都持这一看法。康熙间设馆修纂《明史》，徐干学等人向皇帝提出仿照《宋史?瀛国公纪》附见宋帝罡、帝昺的做法，把南明福、唐、鲁、桂四王附入《崇祯皇帝纪》[4](卷2)，以明其续接明朝正统。其后王鸿绪也提出仿《宋史》之例来定明季诸王年号，依然希望把南明列入正统[4](卷2)。但都没有被皇帝采纳。成书后的《明史》，完全将南明排斥在正统之外。清廷对待明亡以及南明政权的态度是：明亡于李自成进北京;清入关是顺天应人，代明讨贼。所谓“流寇李自成颠覆明室，国祚已终。予驱除逆寇，定鼎燕都。惟明乘一代之运以有天下，历数转移，如四时递嬗，非独有明为然，乃天地之定数也”[5](卷5)。为适应当时政治需要，清廷极力排斥南明政权，宣扬自身得天统而有天下。

　　可是，到乾隆中期，对南明历史的论断发生了变化。乾隆三十一年(1766)，清高宗在审阅国史馆所呈《洪承畴传》时，认为在南明唐王前加“伪”字，于义未协。指出福王在江宁犹宋室南渡，唐、桂诸王之转徙闽、滇与宋帝罡、帝昺之播迁海岛无异，“不必概以贬斥也”[2](卷761)。明显改变了顺治以来一直将南明政权视为伪朝的观点。紧接着谕令设馆编纂《御批通鉴辑览》，希望“观是书者，凛天命之无常，知统系之应守”[6](卷首?御制序)。该书重视对历代正统的评断，借此大做文章， “于正统偏安之系，必公必平，天命人心之向，必严必谨”[6](卷首?御制文)。该书第一次以官方史籍的形式，将明亡的时间定为福王被执，承认明的正统迄于弘光朝，所谓“兹于甲申岁仍命大书崇祯十七年，分书顺治元年以别之。即李自成陷京师，亦不遽书明亡。而福王弘光元年亦令分注于下，必俟次年福王于江宁被执，而后书明亡”[6](卷首?御制文)。乾隆四十年，清高宗又进一步指出隆武、永历政权“究为明室宗支，与异姓僭号者不同，非伪托也”，命令史官“诠叙唐、桂二王本末，别为附录卷尾”[6](卷首?上谕)。至此，清廷已完全承认弘光朝承袭了明的正统，唐、桂二王为明朝余续。这是对南明政权历史地位的新论述。

　　乾隆朝重新论定南明正统地位，有着深刻的政治、思想背景和明确的目的。首先，是为了笼络人心，显示清高宗“大公至正”的胸怀。清初统治者认定南明为伪，是因国基初定，斗争激烈，“于不顺命者自当斥之曰伪，以一耳目而齐心志”[2](卷761)。到乾隆时期，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清政权被认同，改变对南明正统地位的论断就是要显示清廷在论断历史时的“至公至正”，所谓“俾读者咸知朕大中至正，未尝有一毫私意偏倚其间”[6](卷首?上谕)，笼络人心，进一步增强清廷凝聚力。其次，为表彰忠于南明的忠义之士扫清障碍，把对明代兴亡的认识纳入到整个封建历史思想体系中考察。乾隆时期，盛中见衰，社会危机已经出现，官僚队伍腐败，农民起义不断，这使清高宗认识到倡导忠君思想的重要，而南明诸多大臣忠君死节的事迹是非常好的历史教材。承认南明合法地位，是表彰明末忠义之士、倡导忠君思想的前提。所谓“彼时仗节死义之人，考订事迹，悉与备书……而崇奖忠贞，亦足以为世道人心之劝”[6] (卷首?上谕)。确立南明正统，也是为劝导人心、褒奖忠君行为铺平道路。

　　2、清朝的正统地位

　　为了笼络人心，倡导节义，适应新的政治形势的变化，清廷对南明政权的正统地位给予了新的解释，但随之而来的就是清朝自身正统地位的定位问题。尽管在顺、康、雍时期，统治者一直宣传自己是顺天应人取代明朝，以促使汉人在思想上认同自己，但似乎效果不佳。到乾隆时期，清高宗认识到要想让汉族认同满族并且把满族融入汉族文化中，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对清朝的正统地位进行系统解说，从思想深处解决问题。

　　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正统论上首先要排除的就是夷夏之防的观念。如所周知，中国传统正统理论中本来就有浓厚的排斥少数民族政权的思想因素，再加上始入中原的清王朝推行民族高压政策，就必然导致人们对“新王朝”的抵制，大倡华夷之防。如顾炎武认为：“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7](P245)王夫之指出：“天下之大防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8](P502)黄宗羲也说：“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辨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9](P12)。这是深怀《春秋》大义的知识分子身遭国破家亡变故以后的悲愤发泄。此种强烈的、根深蒂固的华夷之防的认识不扭转，对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廷统治显然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