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偏天有不测风云，东南海疆警报传来。明治维新以后意欲“布皇威于四方”的日本，以琉球船民被台湾高山族居民杀害为借口，出兵台湾。1874年4月，三千日军在恒春登陆，妄图长期盘踞台湾这一中国宝岛。清廷总算做出了及时反应，加强了台海战备，同时日军也因为不服水土而病亡累累，不得不稍许收敛侵略野心。因此中日在10月签订《北京专约》，以50万两赔银换取日本从台湾撤军。

　　日本侵台事件虽然和平了结，但这一事件却影响到万里之外的新疆的前途。围绕着“海防”与“塞防”孰轻孰重，清政府内部发生了激烈辩论。

　　鸦片战争以来，大清帝国突然意识到自己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意然是“从海上来”。而大清帝国的水师既不能歼敌于海上，帝国的炮台也不能御敌于海岸，加强海防顺理成章地成为朝野的共识。然而，建设海防需要大笔资金，在清政府财政拮据的情况下，以“海防”为重，停止出兵新疆，把节省下来的经费用于海防就成为朝廷上不小的呼声，所谓“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持此论调的便是另一位清廷重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

　　就当时的形势而言，1871年，俄国以“代为收复”的名义武力强占了我国伊犁地区，进而要求阿古柏政权臣服。而阿古柏为了得到沙俄的支持，也对自已祖国浩罕的仇敌摇尾乞怜：“我把俄国人看作我最亲爱的朋友!”可以想见，如果清廷不去剿灭阿古柏政权，阿古柏盘踞的大片中国新疆的土地，也会像希瓦、布哈达、浩罕这几个中亚汗国一样变成俄国的下一份盘中餐，而19世纪的沙俄在东方的侵略扩张行动，从来是没有尽头和界限的。

　　左宗棠在奏折中警告，正因为海疆多事，所以才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新疆的阿古柏政权，以便集中全力经营“海防”。不然，就会“我师退一步，则俄人进一步”，放弃新疆就是自撒藩篱，沙俄必将得寸进尺，不但甘肃和陕西堪忧，就是北路蒙古地区也失去保障，这样北京城也会丧失门户，后果不堪设想。清政府考虑到事关北半个中国的存亡，最终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一场“海防”和“塞防”的争论才告结束。

　　积粮筹款

　　1875年5月，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此时，集结在肃州的清军已经有100多个营。当时，“营”是西征清军编制的基本单位，步队每个营有勇丁大约500人和伙夫200人，马队每个营则

　　有250人和250匹战马。左宗棠已经握有七万之众的兵力。

　　眼见左宗棠大军即将进军新疆，对新疆土地虎视眈眈的沙俄政府派来函一个以索思诺夫斯基中校为首的“科学贸易考察队”。1875年7月，这个特务使团抵达兰州。

　　在27天的“考察”期间，他们惊愕地发现，面前的这支清军手中使用的武器不再是古老的冷兵器和早期火器，而是19世纪70年代刚刚研发成功的先进火器，比如德国大名鼎鼎的毛瑟步枪的“开山之作”M1871型11毫米后膛枪与美国制造的“雷明顿一号步枪”。后者也是一代名枪，闭锁牢固可靠，长距离射击极为精确。此枪的量产时间长达51年，光美国的雷明顿正厂就生产了超过400万支，各国的“山寨”产品还不在其内，其中上海江南制造总局也制造了数万支。清军拥有的近代武器不但质量堪比同时期欧洲军队，数量上也毫不逊色。以左宗棠西征军主力、西宁道尹刘锦棠所部老湘军为例，这支一万三千人的精锐部队拥有各种来福枪多达两万支。

　　目睹清军的强大实力之后，特务使团的团长索思诺夫斯基毫不含糊地得出了结论：“(阿古柏)事业已告失败，这里不过是时间问题，因为交战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太大。”沙俄侵略者随即“友好”地提出愿向大清帝国的西征大军提供粮食一其真实用意则是妄图使这支“仅因为缺粮而不能打仗的军队”依存于俄国人的给养，以迫使清廷在政治上让步。此外，把产自被俄国霸占的中国伊梨地区的粮食出售给中国，可以牟取高达33倍的暴利!这真是“一箭双雕”的如意算盘。然而，经过不懈努力，到了1876年夏季，左宗棠已经搜集了四千多万斤粮食，足可供7万大军食用一年。沙俄的阴谋也因此落空。

　　不过，从河西运粮到阿古柏占据的乌鲁木齐路程是850公里，运费差不多是粮食原价的20倍，每年仅运费一项就得多支出200万两白银以上，更何况阿古柏的巢穴喀什远在1800公里之外。财政窘迫的清廷下诏“只要边地安宁，朝廷何惜万金。”允许左宗棠自借外债。1876年起，由“红顶商人”胡雪岩经手，左宗棠在上海滩向英国汇丰银行先生以高达1006左右的年息借款4次，总计白银1595万两。借外债(而且是高利贷)打仗，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左宗棠自己也承认借外债是“仰鼻息于外人”。但终究避免了因财力不济，使西征大业功亏一篑的严重后果，也算是两害之中取其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