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晚上，不知道怎么回事，杨爱芳失眠了，眼前总是浮现出喻璋的样子。她不能将那个斯文有礼的喻璋和小混混喻璋联系起来。她忽然想到：仅仅一年时间，一个年少的孩子，是怎样还掉那两万多赔偿金的?这个问题让她手脚冰凉，睡意全消——喻璋这孩子的“没出息”，会不会跟自己有关?

　　孩子，对不起

　　第二天一大早，杨爱芳走进了喻璋家的院子。

　　她敲了好一阵门，屋里才传来拖沓的脚步声。门刚打开，一股刺鼻的酒气扑面而来。而睡眼惺忪、宿醉刚醒的喻璋看到她，脸色大变，分明写满愤怒与厌恶，“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虽然只有这么一个照面，杨爱芳还是明白了，事情多半跟自己想的一样。她默默坐在门外，等着喻璋出来。

　　直到上午11点多，一个叼着烟、打扮相当非主流的年轻人来敲门，喻璋才与他有说有笑地出去了，完全无视门外的她。

　　见他们走时虚掩着门，杨爱芳走进了喻璋家。这是一个破败、凌乱、邋遢的家。家里的摆设破破烂烂，桌椅上蒙满灰尘，用过的碗筷一片狼藉地丢在饭桌上，屋子里到处可见喝空的啤酒瓶和白酒瓶。

　　唯一醒目的，是一面墙壁上贴满了已经褪色、然而仍牢牢粘着的奖状。面对这些奖状，杨爱芳第一次试着去认真体会喻文松当初的心情——他已经没了妻子，与儿子相依为命。他的生活困苦，儿子优秀的学业极有可能因拿不出报名费而止步。

　　流淌在血液里的亲情，超越了其他一切——为了儿子，他决定铤而走险……

　　她还试着去认真体会这一年来喻璋的处境——他本失去了母亲，又失去了父亲，一下子从成绩优秀的学生变成了杀人犯的儿子;他的情况本就糟糕，好不容易得到好心人的捐助，自己又老缠着他，又哭又闹。让他偿还一个学生根本无力偿还的赔偿金……

　　她不忍再想下去。她恨喻文松，也想让喻璋因此受苦、受累、受点儿报应，但她从未想过要将喻璋推入深渊。

　　杨爱芳做了一个决定——她要将他从深渊里拉上来。

　　第二天上午，杨爱芳又敲开了喻璋的家门。喻璋不耐烦地说：“你来干什么?我不是把钱都

　　给你了吗?”杨爱芳诚恳地说：“孩子，以前阿姨不该把你往绝路上逼，现在来给你赔罪。”喻璋吼道：“我现在这样，不是你最想看到的吗?”

　　“孩子，对不起!阿姨现在来，是想让你再去读书。”说着，杨爱芳拿出准备好的3万块钱。这3万块钱，她一分也没动，在她眼中，这是母亲用生命留给她的信物。“你挣这笔钱不容易，阿姨今天还给你。”

　　看着杨爱芳手里的钱，喻璋的嘴角微微抽动，红了眼圈。但他迅速地转过身，吼道：“你走，我不想再见到你!”说完，他回头将杨爱芳强行推出门外。

　　杨爱芳没走。她将化妆品店委托给朋友打理，又打电话托教书的大伯照顾女儿。她在母亲生前的屋里住下，早上给喻璋做好早餐端到门口。有时喻璋的门没锁，她就趁喻璋出门后将他的脏衣服洗好晾干，熨平整了放到床上……

　　让我们把过去都忘了

　　杨爱芳在松滋住了一个多月。但是，她和喻璋的关系没有丝毫改变。喻璋从来没吃过她做的早点，见了她也从不理睬。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汕头大伯的电话打来了。大伯在电话里焦急地告诉杨爱芳，周娟跑去广州会网友，已经3天没回家了。杨爱芳只得暂时放下喻璋，火急火燎地坐车去了广州。好不容易在一家网吧找到女儿，把女儿送回汕头学校寄宿后，她又风尘仆仆地回了松滋。

　　杨爱芳回到松滋的第一件事，是去派出所保释喻璋。她不在松滋的日子里，派出所查封了几家地下赌场，喻璋也被拘留了。从热心的民警那里，杨爱芳才知道，喻璋并没有开赌场，也没有参与赌博，他只是帮朋友看场打杂而已。

　　走出派出所大门，看到杨爱芳，喻璋愣了一下。杨爱芳说：“孩子，我知道你变成今天这样，阿姨有很大的责任。我正在试着改变自己，你为什么不试着改变自己呢?”喻璋虽然嘴里“哼”了一声，人却默默地跟在她身后回了家。

　　这让杨爱芳看到了一丝希望。第二天，她坐车去了喻璋以前就读的高中，找到校长，请求让喻璋到高三复读。

　　校长被杨爱芳的故事打动了，同意接收喻璋。考虑到喻璋还没完全接受自己，杨爱芳又请喻璋以前信赖的班主任上门做工作。在她的努力下，喻璋终于答应复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