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脊椎就像一堆廉价的塑料筹码。如果是完整的连起来，它可以支撑极大的重量。但是如果肿瘤破坏了脊椎的平衡，脊椎就会出现裂痕，人也将无法直立。正因如此，妻子需要赶快回到纽约。

　　亲友们在机场迎接了她，并带她去了医院的急诊，陪她见医院的神经外科大夫。如果我们还幸运的话，大夫会告诉她脊椎无碍。如果不然，妻子将被立即被收为病人，开始输液化疗，开始拍X光片，开始打吗啡，开始住院。开始呆在在病人之地，一个我会穿白大褂游走于漫长回廊的所在。

　　在降落于肯尼迪机场四小时之后，妻子就被安排上了手术。我依然在阿根廷，儿子轻声熟睡，我盯着电视发呆，丝毫不理解眼前的节目。我向我所有的好友发送了上百封邮件与短信。“我失去了一切”，我在发给大学室友的短信中这样写道。

　　等我回到纽约，妻子的手术已经完成，漫长的夏天开始了。妻子总会在感到癌痛的时候对我形容“就像一只拳头在抓我的肠子，就像一只骡子在我的脊椎上活蹦乱跳。”我会问“你看到骡子了吗?”妻子笑而不答。一个月过去了，妻子的病情有所好转，X光显示她脊椎上的癌症已经被清除，治疗起了作用，妻子又开始生龙活虎了。

　　尽管癌症没有完全清除，但是在局部的肿瘤被清理了。妻子之后开始了内分泌治疗，一种常见的妇科病治疗方案。医生乐观的估计如果治疗起效果的话，妻子可以再活许多年。

　　从那以后妻子开始上网查询阅读那些奇迹般活了很久的乳腺癌病人，她常常对我提起一位女病人，虽然得了恶性乳腺癌，却已经活了超过14年。1994年，作家MarilynGreenberd写过一篇文章，是关于她自己接受乳腺癌治疗时候听到的其他女病人的故事。她称那些人为“幽灵伴侣”，她们不仅活的很久，而且生活的与正常人完全一样。在作者自己焦虑不安，感到不适的时候，这群奇迹般的病人正打着网球，跑着长跑，与爱人做爱。这位活过十四年的病人正如妻子的“幽灵伴侣”，也是我的。她同时是我们的希望与敌人。

　　我们尝试回到往日稀松平常的生活，去关注生命里的小事。去海滩，看日出日落，把脚踩在水里，跪坐在沙滩。这是许多晚期病人常常做的事情，后来也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妻子有许多开心的日子，也有许多烦恼的日子，其实这些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我们还有日子。当妻子渐渐恢复，她重返到她银行的岗位上。

　　就算是她最亲近的朋友们也难以发现病痛对妻子的改变。她还是这样一个女人，永远充满微笑，时而带着坏主意，永远富有思想。这位优雅的小肢女人总是会自嘲自己的假发套，而我也会在她脱下假发露出光头的时候和她开玩笑，说自己仿佛在与一位种族歧视者保持不正当关系。但是即便如此，在充满病人的房间里，我看到妻子的笑容逐渐改变。她嘴角上扬的弧度再不如前。或许只是比以往要低1毫米，或许是半毫米，或许更少，少到数量级无法再估量，但是我能够觉察。

　　在这个微小的变化中，我却能体会一个弥天大谎。妻子正忍受着不可言喻的痛楚，一个人默默承受着即将袭来的黑暗，感叹指日可待的未来不再有数不尽能够共度的时光。我们的日子不多了。

　　一个仲夏的夜晚，台风艾琳尚未席卷纽约，妻子告诉我她感觉很抱歉，因为她即将丢下我们。也因为知道我会感到很难过而难过。我无言以对，只能默默的说道，“我也是。”与此同时，当听到我父亲猝死的消息，妻子瞬时间哭成泪人，儿子也是，而唯独我毫无表情，我已经被生活击败的一无所有。

　　在而后早秋的一日，妻子的医生告诉我们她的“癌症指标”已经连续上升了两次。当这些“指标”，比如血液中的某些化学含量一旦上升许多，就说明癌症正在扩散，治疗也开始渐渐失效。

　　妻子的医生坐在桌子边上，安静的审视着电脑屏幕里的数据。良久他做出决定，将停止妻子的内分泌治疗，取而代之的是更强力，也更有副作用的化疗。肿瘤科大夫很多时候受到许多批评，因为大家认为医生们对化疗的决定很草率，鉴于化疗的毒性会使得病人全身乏力，神经系统也会受到永久损伤。有些时候，连肿瘤科大夫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为了一味降低“癌症指标”，或者暂时减小肿瘤大小，他们都会冒险去化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