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医生写下了“二线化疗药物”的医嘱，我想到了以前一个同事对我说的所谓“一线”“二线”“三线”治疗的区别。每过一套治疗，药物带来更多副作用的同时，并不能带来更多的抗癌效果。我的同事跟我打了一个比方，也就是肿瘤变得越来越聪明，治疗越来越笨。有的时候在治疗的进展中，更多的化疗已经无法带给患者利益，但是太多太多的大夫因为种种原因，都会主动或者被动的继续用药。

　　不过到了这一步，我也不会再多想，如果有一线生机，一丝希望，我都想努力挽回妻子。我清楚的了解妻子血液中的“癌症指标”已经太高，肿瘤正在扩散，所有的理智不再重要，执念占据脑海，选择不再是选择。继续化疗!

　　妻子的医生告诉我们药物的原理，虽然依然是药片，但现在的治疗要求妻子每天隔段时间就要咽下整整一手掌的药片。副作用的严重程度将决定这一周期的用药何时停止。医生告诉我们这次的用药按道理说不会让妻子的体重再减少，这到让我们松了一口气。我们依然留着妻子上次化疗时候用的假发，私下约定要留着同一个至少五年，仿佛觉得早早丢掉这个假发会不吉利。如今这个假发依然在我的衣橱里，这是妻子留下的美好纪念品之一。

　　妻子的医生一如既往的坦诚，“二线化疗”除了会带来许多副作用，有可能一点效果都没有。于是我们设立了一个模糊的目标，就是希望妻子能够忍受“二线化疗”带来的副作用，而不会太难受。即便这样，我们就觉得谢天谢地了。

　　当我们离开了医生的办公室，在拥挤的电梯里面我遇见了已经同事十年的一名医生。我轻声的打了招呼，然后就像做错事的小孩一样看往别处。电梯里面还有两三个病人，由家属陪着。我猜想他们现在在癌症的治疗道路上已经走到了哪一步，是刚刚确诊时候的震惊，是对人世间的最后弥留，还是依然健康，做着环绕世界的旅行?我注视着妻子从东边出口走出医院，渐渐消失在模糊的眼界。

　　与此同时我清楚的知道我体内一股涌动的情绪，一种已知道未来情绪深渊的可怕感觉，可是我却有着无与伦比的欲望要一头栽进去，去拥抱绝望。

　　当妻子第一次被确诊为乳腺癌的时候，朋友们常常会跟我们说，“你家老公懂那么多癌症的治疗方法，真是不错。”不过也有朋友觉得恰恰相反，认为我的所学会让我感到更加痛苦。其实我自己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虽然无论更痛苦还是好受都是一个无意义的学术命题。就像Edna Pontellier之死到底是解放还是放弃，就像蝙蝠侠是否会放弃自己对爱人死的内疚。但是那一天在医院的回廊里，我知道我找到了答案，我的所学使我痛苦，睁大双眼看着妻子未来日子里每一份每一秒的痛楚，丝毫没有希望。

　　往后的一个月内，妻子努力让治疗中的一切变成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每隔几小时就吃下满满一拳头的药片，为了保护化疗带来的皮肤损伤全身涂抹的雪花膏。期间妻子一直工作着，她觉得工作能够让她感到开心，亦觉得如果停止工作，生命也就会停止。我知道她并不在打比方。

　　有的时候人们会以为将死之人会有回光返照之姿态，反倒变得更有活力去创造美好的事物。可是我觉得这样的想法很傻很天真，也不值得因为它歌颂了与病魔抗争的勇敢而称赞。在妻子看来，她即将和一个怎么也舍不得的世界告别的时候，不可能用余下的分分秒秒去创造什么更值得留恋的。与此同时，我依然陷在自己的黑暗中，无止境的思考着无法避免的一切，我会僭越光阴的步伐，去那个妻子开始深受折磨的那一分钟，去那个再也没有妻子的那一刻。

　　11月，妻子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关于所谓的“二线治疗”是否只起了一点点效果，还是一点效果也没有起的问题，答案我们永远都无法知晓了。但是妻子的药确实没有停，因为除了这个，我们真的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当我们的朋友们见到妻子的时候，他们会十分委婉而优雅的掩饰他们的惊异。正如一位友人所说，妻子因为身体消瘦，变得更加美丽，她的脸庞变得更加秀美，她那可爱的棕色双眸也变得更加明亮。(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妻子的手机铃声都是“棕色眼睛的女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