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政体以及共和政体倾覆的主要原因应是由于它们偏离了建国的正义.如果不能对于组成城邦的各个部分作适当的调和,两者都不能免于危亡.应进行调和的要素,在共和政体为平民群众和寡头贵要;在贵族政体为另外加上才德要素;但是实际需要调和的,无论是共和政体或贵族政体,都是前面两个要素,就贵族政体而言,真正难于调和的还是那两个要素.贵族政体和所谓共和政体间的惟一区别只在调和这两个要素的方法有所差异罢了,前者比之后者所以较为不稳定的原因就在这儿.政体的调和要素侧重于寡头贵要的称为贵族政体,至于侧重于平民群众的即称为共和政体.所以后者通常比前者为稳固.要是平民能够分享到同样的政治权利,他们就乐于顺从这种政府,而群众便成为政府的支持,人数愈多,则这种支持也愈强大.至于富贵的名人们就不一样了.当一个政体赋予他们以优越的地位时,他们可能出于骄纵而怀抱其它奢望.可是,就通例说,每一政体如果不是适当地平衡各要素而偏重于这个或那个方向时,政变就可能发生在那个偏重的方向.受特惠的那部分将进而增强自己所占的优势:于是一个共和政体将变成平民政体,而一个贵族政体便将变成寡头政体.
    可是,变革也可能遵循相反的方向进行.譬如,贵族政体中的较为贫穷的部分一旦认为自己所受的待遇不合正义,就自然地要求合乎平民志趣的变革;相似地,在共和政体中,要是各如其值的平等观念日益发展,就可能使它变为寡头制度......那里原来认为唯有以各人的价值为根据而谋求各事各物与之相均衡的平等,才可能保持政治的长期安定.琐里伊贵族政体所发生的变革就是这种趋于方向相反的变革,开始,因为大家反对任官的财产资格定额太高,政府便改低了这个定额并增加了若干官职.随后,因为政府具有寡头倾向,放任贵要阶级贪欲无度,贵要阶级竟超越限制,违法圈购田地,内战立即爆发.经过斗争锻炼的平民群众打败了寡头派的警备武力;于是贵族阶级不得不放弃所购逾限的田地〔而贵族政体也就变成了平民政体〕.我们也可以说所有贵族政体中的寡头势力都有放纵贵要的趋势;譬如,在拉栖第蒙,庄园田亩通常是集中于少数富室.贵族阶级一般都为所欲为,娶占任何他们所喜悦的妇女.〔南意大利〕洛克里城的错误就由于城内公民和〔叙拉古〕狄欧尼修的联姻〔后来叙拉古人竟在洛克里城建立了僭主政体〕.如果在平民政体或适当地平衡了的贵族政体,这种情形是不会发生的.
    我们曾讲到政变通例之一,各种政体忽视小节都可以成为革命的导火线,这个通例对于贵族政体特别相符.贵族政体往往由于微小的事情而积渐地丧,不期而尽变了旧政.构成原有政体的各要素中,偶尔有一些首先被废弃了,另一些较重要的部分就容易跟着也被毁伤;最后,一邦的整个制度终于全部改观.琐里伊一番变革的实际经过就是如此.邦内的将军一职原来规定须隔五年后才能再行受任.某些具有军事才能而在警备部队士兵间素有好感的年轻人希望自己的将军可以连任,他们估计群众既然未必不愿意连续选举前任的将军,如果要废除这一种成规,便不难达到目的,于是不考虑主政者的意旨,就这样动议了.负责考察这类动议的机构是所谓"合议院"的"合议官",他们起先尽力保护这种成规,但是后来希望修改的动议只以此一事为限,他们就容许了这一修改,以为这样可以保全原有政体的其它一切成规.但是,修改的门户一经开放,其它的变革便接踵而来;这时他们虽然竭力阻遏,已经挡不住狂澜.这个城邦的政治体系从此变成门阀统治,权力就落到了缔造该体系的那些改革派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