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一切改变了.报上预告的文字始终没发表.对群众的讽示也静默下来.攻击忽然停止了.不但如此:两三星期以后,那份日报的批评家还借着偶然的机会写了几行赞美的文字,似乎证实他们已经讲和了.莱比锡一个有名的出版商有信要求承印他的作品,契约的条件对作者很有利.一封盖有奥国大使馆印章的恭维信,向克利斯朵夫表示很愿意在使馆的庆祝会中演奏他的曲子.克利斯朵夫所赏识的夜莺也被请去演奏.这样以后,夜莺立刻被德意两国侨居巴黎的贵族邀请.有一回克利斯朵夫也不能不出席这一类的音乐会,居然受到大使热烈的招待.可是只谈了几句话,他就知道这位主人并不懂得音乐,对他的作品茫无所知.那末这种突如其来的好感是从何而来的呢?似乎有一个人在暗中照拂他,替他排除障碍,替他开路.克利斯朵夫探问之下,大使提到克利斯朵夫的两位朋友,说裴莱尼伯爵和伯爵夫人对他非常钦佩.克利斯朵夫连这两个姓氏都没听到过;而在他到使馆去的那晚,也没机会见到他们.他并不一定要认识他们.这个时期他对所有的人都觉得厌恶,对朋友也象对敌人一样的不信任.他认为友和敌都同样靠不住,只要吹过一阵风,他们就会改变的;我们不应当依赖他们,而应当象那位十七世纪的名人所说的:
    "上帝给了我朋友;又把他们收回去了.他们把我遗弃.我也把他们丢了,从此只字不提."
    自从他那天离开了奥里维的屋子,奥里维再没消息给他;他们之间似乎一切都完了.克利斯朵夫不想再交新朋友,以为裴莱尼伯爵夫妇也是那些自称为他的朋友的时髦人物,所以完全不想跟他们见面,倒反有心躲避他们.
    不但如此,他还想躲避整个的巴黎.他需要在亲切而孤独的环境中隐遁几个星期.啊!要是他能够到故乡去静修几天的话,......只要几天就行了!这种思想慢慢的变成了一种病态的欲望.他要再见他的莱茵,他的天空,埋着他的亡人的土地.他非要重见一次不可.但那是有被捕的危险的:从他亡命以来,通缉令始终没撤销.可是他觉得,为了要回去,哪怕只是回去一天,他什么傻事都会做出来的.
    幸而他和一个新的保护人提到这个心愿.德国使馆有个青年随员,在某次演奏他作品的晚会中遇到他,说他的祖国对于一个象他那样的音乐家一定是很得意的,克利斯朵夫很心酸的回答:"不错,祖国为了我得意极了,甚至于让我死在国门外面而不许我进去."
    年轻的外交官要他把原因解释了.过了几天,他去找克利斯朵夫,对他说:
    "上面有人关切你.一个地位极高的人物,有权使那个通缉令暂时不生效力的人,知道了你的情形,很表同情.我不知道你的音乐怎么会使他喜欢的;因为......(我们之间不妨老实说)......他趣味并不高明,但是个聪明人,心很好.他此刻虽不能马上撤销你的通缉,但倘若你想回去两天,看看你的家属的话,地方当局可以装聋作哑.这儿是一张护照.你到的时候跟离开的时候教人家验一验.诸事小心,别引起人家的注意."
    克利斯朵夫又见到了一次故乡.依照人家答应的期限,他耽了两天,只跟乡土和埋在乡土里的人叙了一番旧话.他看到了母亲的坟.草长得很长,但鲜花是新近供上的;父亲跟祖父肩并肩的长眠着.他坐在他们脚下.墓背后便是围墙,高头是一株长在墙外凹陷的路上的栗树的树荫.从矮墙上望过去,可以看到金黄色的庄稼,温暖的风在上面吹起一阵柔波,太阳照着懒洋洋的土地;鹌鹑在麦田里叫,柏树在墓园上面簌簌的响.克利斯朵夫自个儿在那里出神,心非常安静:双手抱着膝盖坐着,背靠着墙垣,望着天.他把眼睛闭了一会.啊,一切多单纯!他仿佛就在自己家里,和亲人在一块儿.他和他们挨得很近,手握着手.这样的过了几小时.傍晚,沙子铺的走道上忽然有脚步的声音.守墓的人走过,对坐在地下的克利斯朵夫望了望.克利斯朵夫问那些花是谁供的.那人回答说是蒲伊农庄上的主妇,每年总得上这儿来一二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