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渗入军队一样,这一点是极为明智的.上流社会的事情跟性趣味相仿,我们一旦听凭审美理性来对性选择发号施令,那么我们不知会发展到什么反常的行为上去.基于那些妇人都是民族主义者这个道理,圣日耳曼区养成了接待别的社交圈妇人的习惯.随着民族主义的出现,道理遁然消失,习惯却沉淀下来.维尔迪兰夫人随波逐流,顺应德雷福斯运动,把有价值的作家吸引到自己身边.尽管他们是德雷福斯派,对她的社交活动一时没有任何用处,但是政治热情和其它热情一样,是不会延续持久的.新一代的人来到时,不再会理解这种热情;即便是表现过这些政治热情的同一代人也会改弦易辙,转而表现出与先前的政治热情并不相仿的政治热情.随着排他原因的改变,他们会恢复一部分原先拒之门外的人的地位.在德雷福斯事件发生过程中,君主主义者再也不是忧心忡忡,整日担心某人如果是反犹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就可能是共和党人.激进派.甚至是反教会分子.万一有朝一日战争爆发,爱国主义也会采取另外一种形态,即便是一个沙文主义作家,人们也不会再去关心他曾经是不是一名德雷福斯派.就这样,维尔迪兰夫人利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危机,一场又一场的艺术革新,犹如燕子筑窝一样,接连不断地把碎片捡回家来.这些碎片暂时没有用处,但有朝一日就会组成她的沙龙.德雷福斯事件过去了,阿纳托尔.法朗士却留下了.维尔迪兰夫人的力量表现在她对艺术的真诚的爱,对忠实的圈内成员的一片苦心,以及她不请社交人士而专门酬劳圈内成员的美餐.在她家里,每个人都象贝戈特在斯万夫人那里一样,受到敬重.当这个社团中的某一门客有一天成了杰出人物,众人希望来拜见他,那末在这位维尔迪兰夫人家里,他决不会象博代尔及夏博(巴黎当时最著名的熟食商.)
烹制的官方宴席或圣查理曼菜肴那样,弄虚作假,而是一位美味芬芳的普通人,一位如同世界空净无人一样完美无缺的人.维尔迪兰夫人手下的演出班子陈容整齐,训练有素,拿出的节目堪称一流,缺的只是观众.自从观众的兴趣离开了某位贝戈特鼓吹的法兰西型的理性艺术,迷上了充满异国情调的音乐以后,维尔迪兰夫人成为一名外国艺术家常派巴黎的特约通讯员,在美丽动人的尤贝尔季也夫公主(俄罗斯芭蕾的保护人.)
身边为俄罗斯舞蹈家当起了加拉布斯仙女(传说中加拉布斯仙女是行恶仙女,老态龙钟,曲背驼腰.)
,虽然老态龙钟,但是法力无边.这批英俊美丽的舞蹈家进驻巴黎,只有那些缺乏艺术趣味的评论家才对她们诱人的魅力提出异议.我们知道,她们给巴黎带来了狂热的好奇,与德雷福斯事件相比,这狂热不太粗犷激烈,却更富有纯粹的审美情趣,而且也许同样的活泼热烈.维尔迪兰夫人借此又走到了前列,不过其社交效果与以往截然不同.正如我们在重罪法庭开庭期间,看到她总是和左拉夫人并肩坐在法官席下面一样,当一批为俄罗斯芭蕾热情欢呼的新观众纷纷涌向歌剧院的时候,我们总是看见她戴着从未见过的羽饰,和尤贝尔季也夫公主并肩端坐在头等包厢中.在司法大厦一阵激动之后,晚上大家相聚在维尔迪兰夫人家里,从近处端详比卡尔(乔治－玛丽.比卡尔(１８５４—１９１４),德雷福斯事件时任中校,后为将军和战争部长.)
和拉博里(费尔南.拉博里,德雷福斯和左拉的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