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往往把一个人生活中的各种可能性,把对他将要离开或将去会见的熟人的记忆,都集中于他的身上,因此,当我从弗朗索瓦丝那里得知,德.盖尔芒特夫人要步行去帕尔马公主家赴午宴,而在将近中午时分,当我看见她从家里出来,穿一条粉红色的缎子连衣裙,裙子上方露出相同色彩的脸蛋,犹如夕阳下的一片彩云,这时候,我看见圣日耳曼区的所有的快乐都呈现在我面前,集中在她的矮小的身躯下,就象集中在一只贝壳里,夹在玫瑰色珍珠层那发光的壳瓣中间一样.
　　我父亲在部里有一个朋友,叫Ａ.Ｊ.莫罗.为了区别于其他莫罗,他总留意在他的姓前加上他的名的两个首字母,久而久之,大家干脆叫他Ａ.Ｊ了.可是,我不知道这位Ａ.Ｊ是怎样弄到一张歌剧院盛大演出会的池座票的.他把这张票寄给我父亲了.因为贝玛要演出《费德尔》(法国十七世纪著名剧作家拉辛(１６３９—１６９９)的名著.)中的一幕(从我第一次对她的演出感到失望以来,再没有看过她演戏),我外祖母让我父亲把这张票给我了.
　　说实话,这次能不能去听贝玛演戏对我倒无所谓,可是几年前,她曾使我神魂颠倒,如醉如痴.当我看到我从前迷恋的,甚至比健康和休息还要珍视的东西,现在却引不起我的兴趣时,我也有怅然若失之感.我何尝不想离得近一些去静观我的想象力朦胧地看到的.被分割成一片一片的宝贵的现实呢?而且这种热情不减当年.但是现在,我的想象力不再把它们置于一个名伶念台词的技巧之中了.自从我到埃尔斯蒂尔家去过几次后,我从前对贝玛的朗诵技巧,对他的悲剧艺术的迷信,已转移到某些地毯和现代画上了.既然我的信念,我的愿望不再能使我对贝玛的朗诵和姿态保持永恒的崇拜,它们在我心中的"映象"也就渐渐萎谢了,正如古埃及死人的"映象"(古埃及人认为,人死后会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映象留在尸体附近;人们给它供奉祭品以维持其生存.),必须不断地为它提供食粮,才能维持它的存在.这一艺术如今变得稀薄如纸,一撕就破,已经失去了内在的生命力.
　　我利用我父亲收到的那张票,登上了歌剧院的大楼梯.我瞧见前面有个人,开始我把他当成德.夏吕斯先生,他的背影看上去很象德.夏吕斯先生.当他回头向剧场的一个职员打听什么事情时,我发现我弄错了.但是,我根据这个陌生人的衣着以及他同男检票员和女引座员......他们没有马上答腔......讲话的姿态,毫不犹豫地把他归入德.夏吕斯先生那个阶层中.因为尽管各人有各人的特征,可是在那个时代,在富有的.服饰华丽的爵爷和富有的.服饰华丽的金融家或大工业家之间,总存有非常明显的差别.金融家或工业家对下级讲话口气傲慢,不容置辩,并以为这就是他的潇洒风度.可这们爵爷却笑容可掬,和蔼可亲,露出谦逊而耐心的神态,装成一名普通的观众,并把这看成是他良好教养的一个特征.当一个银行家的阔少爷此刻走进剧院,看见这位爵爷满脸微笑中透着善良,掩盖了他那个特定的阶层在他身上划下的不可逾越的界线,要不是他发现他的相貌和最近报上刊登的现在正在巴黎逗留的奥地利皇侄萨克森亲王肖像十分相象,真会把他当作一个出身寒微的平民.我知道他是盖尔芒特家的挚友.当我走到检票员身边时,听见萨克森亲王(或者是假定的那位亲王)笑吟吟地说:"我不知道是几号包厢,我表姐跟我说,我一打听就会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