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当政府脱离了人民并把自己看成是国家的时候,战争也就纯粹是政府依靠国库内的金钱和本国的.邻国的无业游民所从事的事业了.于是各国政府所能够使用的手段就有了一定的限度,就是说使用手段的规模和持续的时间都有了一定的限度,这种限度是作战双方彼此都能估计出来的.有了这种限度,战争的最危险的方面就消除了,即趋向极端的趋势和与此有联系的一系列难以估计的可能性就消失了.
    人们大体上可以知道敌国有多少金钱.财富与信用贷款,也可以知道敌国有多少军队.在战争开始时大量增加这些东西是不可能的.知道了敌人最多会有多大的力量,自己不致遭到完全的毁灭就有了相当的把握;意识到自己力量有限,也就会选择适当的目标.既然不致遭到极端的打击,自己也就没有必要去追求极端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必然性不再驱使人们去追求极端,只有勇气和荣誉心还能促使人们追求极端,可是这在国家关系中会遇到强大的阻力.君主甚至于自己担任统帅也不得不谨慎地对待战争工具.如果军队被粉碎了,他就无法建立新的军队,并且除了这支军队以外,他什么也没有了.这要求在采取行动时特别慎重.只有当时机极为有利时,才可以使用这种代价很高的手段.统帅的艺术就在于善于创造这样一种极为有利的时机.在这种时机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仿佛人们就无事可做,就没有理由采取行动,一切力量也就是所有的动机就都像是静止的.进攻者最初的动机也就消失于谨慎与踌躇之中.
    这样,实质上战争已变成真正的纸牌游戏,洗牌的是时间和偶然性.战争就其意义来说只是一种比较强硬的外交,是一种比较有力的谋求谈判的方式,在这里会战与围攻是重要的外交文书.即便是荣誉心最强烈的人,他的目标也只不过是谋取适当的利益,以便缔结和约时作为资本.
    我们已说过,战争所以具有这种有限的.规模较小的形态,是因为它所依靠的基础是窄小的.但是,像古斯达夫.阿道夫.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这样出色的统帅和国王,率领他们出色的军队所以没能超出一般的水平,所以不得不满足于取得普通的战果,是由于欧洲存在着政治均势.以前,当欧洲存在着许多小国的时候,它们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完全自然的利害关系,距离近.接触多,存在着亲戚关系和个人友谊,这一切都可阻止个别国家迅速强大起来.而如今国家变大了,它们的中心之间的距离远了,这一点就由各国外交事务的更大发展来实现了.政治利害关系.引力和斥力已形成一个非常微妙的体系,以至于没有所有国家的政府参与,在欧洲已发生不了任何炮击.
    因此新的亚历山大,除了一把利剑以外还不得不拿起一支好笔,即便如此,他在征服别国方面还是很少有大的进展.
    路易十四虽然企图破坏欧洲的均势,而且在十七世纪末他已不必担心普遍对他的敌对情绪,可是他仍然是以传统的方式进行战争的,这恰是因为他的军队虽然是最强大.最富有的王国的军队,但是就其性质来说,仍同其他王国的军队是一样的.
    对敌国进行掠夺和破坏,在鞑靼人时代.古代各民族时代,甚至于在中世纪都起过巨大的作用,但在现在已不符合时代的精神了.人们都有理由把这种行为看作是无益的和野蛮的,因为这种行为很容易遭到报复,并且它所打击的与其说是敌国政府,不如说是敌国的臣民,因而起不了作用,它只能够使各民族的文化水平永远处于落后状态.因此,战争不仅就其手段来说,而且就其目标来说,都越来越局限于军队本身.军队及其要塞和构筑良好的阵地形成了国中国,战争要素在其中就慢慢地消失了.整个欧洲都因为有这种趋势而感到高兴,并认为这是智力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这是种误解(正像我们以前已经说过,而且以后还要再说的那样,智力的进一步发展决不会导致矛盾,决不可能使二乘二等于五),可对各国人民来说,这种变化却起了良好的作用.然而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变化促使战争更纯粹是政府的事情,更同人民的关系疏远了.在此时期,一个国家假如是进攻者,那么它的战争计划大多在于占领敌国的这个或那个地区;一个国家倘若是防御者,那么它的战争计划就在于阻止敌人达到这个目的;而各个战局计划在于攻占敌人的这个或那个要塞,或阻止敌人攻占自己的要塞;只是当为了达到目的会战是不可避免的时候,才寻求和进行会战.如果会战不是不可避免的,只是由于统帅求胜心切而寻求会战,那么,他就会被认作是卤莽的统帅.通常,一次战局只会进行一次围攻,最多进行两次围攻就结束了,而冬营已经被认为是必然的休战时期.冬营期间,一方的不利状态决不会成为另一方的有利条件,双方的相互接触几乎完全中断,所以说,冬营成了一次战局与另一次战局之间明显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