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哲学与统治者无缘,"他回答说,"正和你的观点不谋而合."

　　"是,"我说,"诚然不错.与这套经院式哲学无缘,因为这种哲学认为它是到处都可适用的.可是还有一种哲学,深知自己活动的舞台,能适应要上演的戏,并巧于扮演须担任的脚色,这种哲学对政治家更合于实用.这是你必须采用的哲学.不然,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普劳塔斯(普劳塔斯(Plautus,公元前254?—184)......古罗马喜剧家.......中译者)的喜剧演出时,一群家奴正在台上彼此即兴打诨,你却披上哲学家的外衣走上舞台,朗诵《屋大维娅》(《屋大维娅》(Octavia)......古罗马的一部悲剧,混入哲学家辛尼加(见本书第11页注)的稿本中,其实这个剧并不是辛尼加的作品.辛尼加当过罗马暴君尼禄(Nero,54—68年在位)的教师.尼禄因故不喜其第一个妻子屋大维娅,后将其处死,辛尼加对尼禄意图遗弃妻子提出了抗议,尼禄不顾,所以这场争辩是无益的.这个剧冗长而沉闷枯燥,又有过于浓厚的悲哀气氛,故此处云云.......中译者)悲剧中辛尼加对尼禄皇帝的争辩.如此不合时宜的朗诵,把一场戏弄成又悲又喜的杂烩,那岂非扮一个哑巴角色还好些吗?你会使一场演出大杀风景,如果你搀入不相干的东西,纵使这些东西从其本身说价值更高.不管您演的是什么戏,要尽量演好它,不要由于想起另外更有趣的戏而把它搞坏了.

　　"对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对国王召集的会议也是这样.你如不能根除坚持错误的成见,不能称心满意地治好积久的弊端,你切不可因此就抛弃这个国家.正如你不能因为控制不住风就在风暴中扔掉船一样.

　　"从另一方面说,不要把抱有不同看法的人所难以接受的新鲜意见强加于这种人,而是一定要间接地尽你力之所能机智地行事.凡是你无法使之好转的事,切不可丝毫搞坏.因为什么事都好是不可能的,除非什么人都好,我不敢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什么人都好."

　　"如果用这样的办法,"他议论说,"我所得的结果只是,在我医治别人的疯狂时,我自己也惹上精神失常.我若是坚持真理,我就必须依照我所讲述的方式说话.我认为,说谎可能是哲学家的本分,但我决不干.虽然我的发言那些谋臣或许不赞成,觉得讨厌,但我看不出我的发言竟会奇怪到荒谬的程度.要是我把柏拉图在他的共和国中的设想提出,或是把乌托邦人在他们国中所实行的提出,又将怎样呢?尽管这些制度是优越的(不消说是优越的),却会看来是奇怪的,因为这儿每人享有私有财产的权利,那儿一切是公有的.

　　"一意在相反的道路上轻率前进的人,不会欢迎向他招手指出前途有危险的人.但是除此以外,我谈话内容有哪些是不宜于或不应该到处提出的呢?的确,倘使人类反常道德观认为奇怪的一切事物,都必须作为离经叛道而置之不论,那么,我们必须装做不见基督的全部教义了.可是,基督不容许我们装做不见,以致即使他对弟子附耳低声说的话,他还命令拿到屋顶上去公开宣扬(见《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12章,第3节.......中译者).基督的大部分教训,比我的发言更和世上人的道德大有差异.然而狡狯的传教士发见人们不愿按基督的准则改正自己的道德后,于是似乎听从你的劝告,竟变通基督的教训,好象那是一根软铅尺(软铅尺......屡见于旧的著述中,古代希腊莱斯博斯岛(Lesbos　Island)上用于建筑上弯曲线条的一种尺.......中译者),以适应世上人的道德,使二者至少在某种情况下取得一致.我看不出传教士这样作有什么好处可得,除非使人们可以更心安理得地去作坏事而已.

　　"毫无疑问,我在国王的议事会上将同样难以取得成效.因为我或是持相反意见,那等于白发表意见,或是附和别人,这就如同忒楞斯的戏里密喜俄(忒楞斯(Terence,公元前约190—159)......古罗马剧作家,其喜剧《兄弟》(Adelphi)中人物之一是密喜俄(Mitio).此处所引的话见该剧第1幕,第2场,第65行.......中译者所说的,助长他们的疯狂.至于你提出的间接的方法,我看难用得着.我指的是你建议我在一切都无济于事的时候,至少要极力机智行事,并尽量不要搞坏.在国王面前,一个人无从装聋作哑,也不能视而不见.他必须公开赞成最糟糕的献策,支持最有害的旨谕.任何人对坏意见只要不尽情恭维,就会被看成是间谍,几乎视同叛徒.

　　"而且,你没有机会去干任何有益的事,因为和你相处的是那般同事,在他们自己还未得改造之前,很容易带坏哪怕是再好不过的人.由于来自他们的这种不良伙伴关系,你本人不是被拖下水,就是保持正直清白,却为别人的坏事蠢事作了掩护.所以你的间接手法远远地无补于事.

　　"由于此,柏拉图作了一个很妙的比较,指出何以哲学家有理由不参与管理国家.哲学家看见人们走出涌上街头,浑身给经常的阵雨淋湿,却无法劝他们进屋子避雨.(见柏拉图《理想国》第6卷.......中译者)哲学家知道,如果他们自己外出,毫无好处,只是和其余的人一样弄湿身子.因此,如果至少他们本人安全,他们就觉得满意,这样,他们便留在家中,对于医治别人的愚蠢,他们是无能为力的.

　　"不过,当然啦,亲爱的莫尔,把我内心的感想坦率对你说吧:我觉得,任何地方私有制存在,所有的人凭现金价值衡量所有的事物,那么,一个国家就难以有正义和繁荣.除非一切最珍贵的东西落到最坏的人手里,你认为这符合正义;或是极少数人瓜分所有财富,你认为这称得上繁荣......这少数人即使未必生活充裕,其余的人已穷苦不堪了.

　　"所以,当我心头思考乌托邦人的非常贤明而神圣的制度时,想到他们中间法令极少而治理得宜,善必有赏,可是由于分配平均,人人一切物资充裕;于是和乌托邦人的政策相对照,我又想到别处许多国家不断制定法律,却全都不上轨道......在这些国家,一个人不管取得了什么东西,就把它叫做自己的私产,然而那儿每天订出的全部法律却不够使一个人对于轮到可称为他自己的商品,给以保护防卫,或从别人的商品分辨出来.这种困难处境,容易从无数层出不穷的诉讼得到证实.我重复一句,当我考虑到以上一切实际情况,我就更加赞同柏拉图,更不奇怪何以他不肯给拒绝财产均有法规的人们制定法律.(此处所引见代俄哲尼斯.雷厄喜阿斯(Diogenes　Laertius,约200—约250)用希腊文写的《著名哲学家生平及见解》第3卷中关于柏拉图部分.......中译者)

　　"这位哲人当然轻易地预见到,达到普遍幸福的唯一道路是一切平均享有.我怀疑当个人所有即是私人财产时,一切平均享有能否达到.如果人人对自己能取得的一切财物力图绝对占有,那就不管产品多么充斥,还是少数人分享,其余的人贫困.在一般的情况下,穷人倒很应该享有富人的境遇,因为富人贪婪.肆无忌惮.毫无用处,而穷人则正派.直率,终日辛勤劳动,牺牲自己为国家作出贡献.我深信,如不彻底废除私有制,产品不可能公平分配,人类不可能获得幸福.私有制存在一天,人类中绝大的一部分也是最优秀的一部分将始终背上沉重而甩不掉的贫困灾难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