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弥儿》的作者写道:"人类由人民组成;不包括在其中的部分是如此的不足道,用不到把它计算进去".真是金玉之言.然而国家基本的和最古老的主人......人民在《新爱洛漪丝》里没有起到知道他的世界观的卢梭可能期待的作用.在《新爱洛漪丝》里没有平民的形象,没有人民生活的图景......除了在伏尔玛尔的乌托邦中之外.从围绕他家庭的无鲜明形象的仆役.雇农和农民群众里只显出几个多多少少比较清晰的人物.于丽的女仆方勋.尔格儿和农村小伙子葛洛德.阿奈.方勋和她的母亲想竭力为他偿付什么金钱上的债务.有个好色的财主建议方勋成为他豢养的姘妇,但她不愿出卖自己,于是葛洛德决定应募当兵.我们已经知道,受于丽委托的圣.普栾到新城堡的旅行促成了葛洛德的解放.可是芳勋跟葛洛德的婚姻却并不幸福.葛洛德耽于放荡的生活并抛弃了妻子.当于丽已经临死时,他突然出现,向她请求宽恕.于丽认出葛洛德的场面并不是戏剧性的,没有造成深刻印象.方勋和葛洛德的整个插曲完全是速写的.那么清楚地知道只有在简陋的小茅屋里而不是在宫殿里人们才会真正地相爱的卢梭,不是作为语言的艺术家指出这一点,而关于人民生活的悲惨,他只有在哲学的著作中写它.

　　在《论教育》一书中我们读到:"没有幸福没有善行,没有善行没有斗争".但是在同一本书里提出要这样教育青年,以便如果指的是今天,人们要感到自己站在对抗力量的另一边,因此"他就会觉得他们是在另外时期和另外地方的遥远的人",但即使连这种人,他也应该评价为"与事情不相干的和象法官一般冷静的而不是同谋者和原告".

　　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有个论题......没有善行没有斗争;在《爱弥儿》一书的基础上虽然政治性质的很大胆的主张,......关于在评价人物或事件时的"不偏不倚"的偏向的思想.那么《新爱洛漪丝》的主要思想呢?没有桥梁来连结这部小说跟卢梭的政治论着;只有圣.普栾对阶层法律秩序的不公正而发的愤怒才同这两部作品相近似.卢梭的人道主义仿佛是两重性的:号召人民推翻专制君主和对观察自己个人苦痛而静观地生活的孤独的人表示同情.这种"两重性的"人道主义为拜伦.司汤达.乔治.桑所继承.关于他们说得不够......上述的作者们对待人民为自己阶级和民族利益的解放斗争并不冷淡,他们公开同情这种斗争,同时描写自己的人物偏离历史主线,既对庸俗社会中的自我肯定的企图又对爱情的挫折感到失望.

　　卢梭跟十八世纪英国小说中以幸福的婚姻作结束不同,他使自己的主要角色成为孤独者:伏尔玛尔成为鳏夫,格兰尔成了寡妇,圣.普栾和爱多阿尔都丧失了自己的情人.由于阴暗的结局,《新爱洛漪丝》成了某种临葬的墓碑,它上面刻着一些"优美的灵魂"......一个比一个更优美和更崇高.谁已经不在,谁就留在为人悼念的回忆中.圣.普栾的"英明的幸福"转变为哀丧的存在,生命连同它的快乐和激动让位给单调的义务,心灵的青春让位给了精神的老年.男子的模范如今已不是热情的圣.普栾,而是冷冰冰的伏尔玛尔,理想的女子不是优美的.精神上丰富的于丽,而是只能成为不同寻常的女友的格兰尔.在《爱弥儿》这本书里卢梭肯定地说:"我们的激情......我们保存的主要武器,因此破坏它的愿望既是徒劳也是可笑的企图".然而,同一个卢梭把自己最热情的主人公......圣.普栾和爱多阿尔......变成宣扬斯多葛主义禁欲的道德.不断地克制自己的感觉,实际是压死它的人.再差一点,他们也会开始为自己的肉体感到羞耻,象古代神秘主义者......哲学家普洛丁一样.这不是意志对障碍的胜利,而是可悲的听天由命......对命运的屈服.

　　圣.普栾和于丽的爱情是一场悲剧.难怪关于他们的小说用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作为阴暗的题词开头的:"她活着的时候,世界不知道她,但我知道,而且始终哀悼她",而结束时使用于丽同样悲哀的论断:"在这个世上只有梦想的国家......值得我们灵魂栖身.优美的只是世上不存在的东西".我们再用伏尔玛尔的抱怨的话:"请您来跟我一同分担我的痛苦"和格兰尔的呻吟作为补充:"在陵墓里还有地方......于丽不用等待很久".从小说最初几页中就可预感到没有出路的情势......这儿在我们面前不是莎士比亚悲剧成分的形式......英雄人物的斗争和她由于同他敌对的力量而陷于死亡;卢梭的主人公的悲剧成分表现在对戏剧性行为的习性的缺乏,表现在对抑郁交替的无力的愤慨.

　　小说的结尾是忧郁的情调.然而透过悲观主义听得见希望的调子.要知道于丽和圣.普栾个人的悲剧是社会制度的罪恶引起的,而一切罪恶的制度迟早会被历史的风暴和人民的愤怒扫荡干净.

　　卢梭对于每个主人公的性格都没有描写得清清楚楚.包含在主人公身上的可能性在它的行为里没有完全实现,它比所做的要复杂,而且甚至比说的要复杂.有许多问题对于《新爱洛漪丝》的读者没有最终解决.作者本人并没有解决它们,因此小说的中心是圣.普栾.

　　我一反作者本人而敢于这样肯定说:于丽不是他所心爱的,而圣.普栾是他的"after　ego",即"第二个我".是圣.普栾而不是于丽,虽然作者叫插图画家格拉维罗把于丽作为小说的首要角色.圣.普栾如果不是中心人物,卢梭就会避免我们已经知道的矛盾:圣.普栾的性格是炽烈的,他的感情"向外爆裂";在小说的第二卷中,他指责百科全书派哲学家的抽象性.无所作为,而自己却没有丝毫行动的毅力;伏尔玛尔则完全相反......在"生活舞台"上宁愿做个"旁观者",但须知他的原则完全不同:"无所作为的哲学只是个假象".而这一原则由事业作证明.当然,伏尔玛尔的形象集中"在头上",而象圣.普栾那样的青年人当时都在社会的底层,他的叫喊:"要求我在一切方面积极生活,这对于我是无法忍受的",......表明卢梭本人的精神危机.

　　上面是从论文《政治经济学》中摘下的引文:"法则的力量只支持在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这词组,词典译为术语"médiocrité",意思是"中庸".这样,在平均财产的共和国里宽和高都是中等的.不大的数量.爱弥儿的精神的简单在这里是正派.诚实的标准.热烈的圣.普栾在那里比较困难些.须知卢梭当他作为政治的思想家时是被美德的平平常常的思想所控制的;而当他面前出现每个人想按自己的志向.才能和爱好生活时,问题就会变得复杂了.在将来的"同公平相符合的理性"的王国里,按照杜哥的公式,卢梭在圣.普栾身上看到了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