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读过县志，我走过它，一定会以为这是一片待开发的废地。但是今天，我走过来了。怀着必要的庄重和虔敬，朝拜一下这个历史的见证。看一看它为我们昭示着什么。然而，荆棘太多，加之蛇虫出没，我无法靠近，只能远远地参仰。然后再站在它的角度，打量几眼它身外的世界，或许，我们能听懂它到底想讲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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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它面前，无论从哪面看，都不像一座墓地，至少它面前应该立一块碑。很难想象，千秋节烈，连一句可以传世的文字都没有。据说它曾经有过两块墓碑。一块是属于那9个日本军人的，上刻一行血红的日文“殉难烈士之碑”。这块趾高气扬的墓碑在抗战胜利后，挡不住中国人愤怒的洪水，它倒了。这是必然也是应该的。另一块是解放后由县政府立的，上刻“抗日村民英勇就义纪念墓址”。虽然是正义的宣告，内容则未免简单抽象，而且完全漏掉了9名日军这一笔——尽管那是遗臭万年的一笔，但对于这两座既有对比又有统一，且寓意深刻的墓地;真正的历史大手笔是不会割舍任何一面的。可惜，就算是一块不那么全面的墓碑，也没有长久地保存，它在很大程度上被放牛的孩子当成了拴牛的石桩。文革期间，它也就很自然地毁掉了。

　　然而，墓碑的故事并未就此了结。

　　1970年，一个教了大半生书的乡村老教师跪在荒丘前，祭奠他死难的父兄。30多年过去了，抗日战争对新一代人几乎成了一个历史名词。荒丘是应该有一块墓碑的，至少可以为历史作一个诠注。这位姓席的乡村教师饮泣良久，发誓要为荒丘立一块巨大的石碑，刻上记录死者遇难的墓志铭和众多死者的姓名。也许，他认识到了，只有这样，才能使古老民族的苦难历史在千百年后还能向子孙们展现一角。

　　我曾经看过余秋雨先生的一篇文章，讲述二战后，关在南洋的日本战俘，竭尽心智，悄悄地为他们死去的元帅和士兵筑坟。战俘们白天在英军监视下做苦役，夜晚拼死制作元帅的墓碑。最终竟然使日军元帅寺内寿一的墓碑逃过英军的监视，不肯服输认罪地挺立在新加坡的国土上。其实这种触目惊心的事远不止日本人才能做到。在70年代中国的一个偏远县城里，席先生躲避着一双双警惕的冷眼，拄着拐杖夜访四乡，跌跌撞撞地敲开一户户家门，从死难者幸存的家属那里搜集了近千名死者的姓名。然后他写了墓志铭，约上两名石匠星夜上山采石。当时“阶级斗争还在天天讲”，他们只能像幽灵一样在夜间辛苦劳作：血汗交流的手臂，警觉的耳朵，星光下，三双惊惶而虔诚的眼睛……

　　可惜，他们的运气远不如日本战俘那样好。这项工程最终被公社革委会破获了。幸亏已到文革后期，革委会懒得批斗他们，只是将未完成的大石碑看成石匠们搞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尾巴”一砸了事。

　　从此席先生不再祭扫荒丘，觉得无颜面对死难的亲人，不到10年，他有了自己的墓碑。

　　始终为那块未完成的墓碑耿耿于怀的，还有那两位石匠。但是他们已拿不动斧凿。动员儿孙干吧，却遭到异口同声的反对。既费人力又赔工钱，傻子才会去干！况且席先生耗尽精力整理的死者姓名和墓志铭均已失散，立碑的希望更见渺茫。

　　而今，我想起席先生的未完成的心愿，不禁长叹一声。一个民族的磨难史竟然那样明显地体现在一块石碑的命运上，很现实的一个愿望历经人为的劫难，最终只转化为一种无成果的努力。以至于1990年日本广岛为遭原子弹轰炸而死难的国民举行盛大悼念活动时，这个荒丘还是荆棘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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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真的没有人再想到它吗?作为接受革命传统和爱国教育的参观地点，它应该是可供选择的。然而这类活动的组织者又似乎准以接受它的荒凉与沉重。荒丘的那两座墓，对立得太明显、太刺目，任何人的宣传部无法缓和历史的肃杀与血腥气息、参观音唯有平添几分惨痛和沉重，何必要自寻不快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