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些辨析以及此后在考察各邦最优良政体时行将继续论到的各种事例可以证明理想的善政不该是君主政体(一长制)和民主政体(多数制)的混合.选任行政人员的预选和复选两重手续也有缺点.某些人,即使为数不多,如果联合起来,他们就可操纵选举.我们对于《法律篇》在政体方面所见到的〔缺点〕,就是这些.

    章七
    另外有些专家以及哲学家或政治家都曾倡议各自的政制(政治体系),这些倡议都较接近于各邦的现行政体,比柏拉图(苏格拉底)所倡议的两种政制都更为切合实际.其它思想家都没有提出妇孺公有或妇女会餐这类新奇的措施;相反,他们的想法都从人生的实际开始.有些人认为人间的争端以至酿成内乱常起因于贫富的不均,所以适当的节制财产应是当务之急.嘉尔基顿的法勒亚最先提出用节制财产方法来消弭内乱的主张;他于是建议一国内的公民应该有同等的产业(一样大小的地亩).在他看来,当人们开始拓荒,建立一个新殖民地时,这是不难办到的.对于存在多年的旧城邦,困难就较多,但在这种城邦,如果富户以地产为女儿的妆奁而娶媳时不受陪嫁,穷人则相反地只受陪嫁而不出妆奁,就有可能在短时期内平衡全邦各家的产业.柏拉图在著作《法律篇》时,认为任何公民增加他财产的初期是不必加以抑止的,等到他的增益已达到最低业户产额的五倍左右时,有如我们上面曾经说及的,才必须予以限制.
    立法家在订立财产限额的同时还得对各家子女的人数作出规定.这一点他们却常常遗忘,而实际上却是不应该疏忽的.倘使子女生育过多,家产不足以赡养,根据均产原则而制作的法律就不得不被毁弃.原本是小康的家庭,现在却已沦落到无法自给的境遇;处身于这种不幸的人们,作奸犯科还是小事,这里已很难说他们不致从事叛乱了.平均财产在政治团体中所起的作用,虽然在古代也是某些立法家们所深知的.譬如梭伦〔在雅典〕所订的法制以及其它城邦所传的律例,都曾经禁止个人任意收购过多的土地.同样地,另外有些法制禁止人们出售财产:譬如洛克里城就悬有这样的禁令,本邦人户在未能确实证明他曾经遭遇意外的重大损失前,就不准出卖他的产业.有些律例,用意就在于维持各家的世业,使不致丧失政治地位;以琉卡岛来说,就因为漠视这种律例,它的政体已趋于过度的平民(贫民)化;其结果是资产不足法定数额的人们也都被选为行政人员了.但是在实施这种均产制度的地方,每户的定额可能过大或太小,所以人们或流于奢侈,或困于生计.所以,立法家不应该仅仅以树立均产原则为能事,还必须订定一个适当的定额.人们虽然已被纳入均产体系中,世事仍旧未必从此就能尽善尽美.人类的欲望令他的财产更须使它平均;这就必须用法律来订立有效的教育,人欲无止境,除了教育,并无节制的方法.可是,法勒亚在这方面,恰恰可以站起来说,这正是我的意思.他本来认为各城邦中财产和教育两者应该均等.但是我们还要询问他所说的教育究竟属怎样的性质.如果说教育均等就是每人各授以同样的课程,这还是没有实益的;同样的训诲〔人们或者因而努力于智德,或者因而励进于俗务〕会导致同样追求俗务的性情,而或专尚货利,或角逐名位,或兼好两者,各人所有的和所发挥的却相距甚远.还有,人间的争端或城邦的内讧并不能完全归于财富的失调,名位或荣誉的不平也常常会引起争端.但是名利两途的熙攘,各循其不同的途径:民众的吵闹都在意于财货的不平,至于有才能的人所憎恨的却正是名位的过分"平等",他们〔一旦受辱或不得其位,就〕因荣誉的不平而从事革命活动,这愤慨的性情恰好表现于诗人的诗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