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二
    时间和年代的特性也不比国度和民族的特性作出较好的迹象.因为在那个时期,人们不论对于时间或地方都仅有一种狭窄而贫弱的知识,这乃是最坏的一种情况,特别是对于那些把一切寄托在经验的人们.回顾至千年以上,他们就没有配称为历史的历史,而只有一些古代的寓言和传闻.至于说到世界的方域和地区,他们则只是知道一小部分;他们笼统地把一切在北方的人都叫做塞西人(Ｓｃｙｔｈｉａｎｓ),把一切在西方的人都称为塞尔特人(Ｃｅｌｔｓ);他们对于非洲地区南至伊西奥庇亚(Ａｅｔｈｉｏｐｉａ)以外,对于亚洲东至恒河(Ｇａｎｇｅｓ)以外,就一无所知;关于新世界各地,他们所知的就更少了,甚至在道听途说中或较有根据的传闻中都不曾听到过;除此外,世界上有多种气候和地带,有无数民族呼吸生活于其中,这在他们竟称为是不可居的;至于象德谟克利塔斯.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诸人的游历,实际不过是一种郊外散步,说不上什么长程旅行,可是在他们却作为壮举来讨论了.另一方面,在我们的时代,新世界的许多部分以及旧世界的各地方的界限都是已经知道的了,我们的经验库藏也增加到无限的数量.这样说来,如果我们(象占星家一样)从那些哲学体系的出生年月抽出一些迹象,那对于它们是推算不出什么伟大之处的.
    七三
    在所有迹象当中,没有比从果实方面看到的迹象更确实或更显赫的了.果实和事功可说是哲学真理的保证人和担保品.现在来看,从希腊人的全部那些体系当中,以及从它们所衍出的各别科学当中,过了这么许多年,竟指不出一个实验是趋向于救济和嘉惠于人类情况的,也指不出一个实验是真可归功于思考和哲学理论的.塞尔萨斯(Ｃｅｌｓｕｓ)坦白地和聪慧地承认了这一点,他告诉了我们说:医学的发现,其实验部分是在先的,之后人们才去对它作哲学的研究,才去追求并赋以各种原因;而不是经由相反的经过,不是由哲学和对于原因的认识引到其实验部分的发现和发展的.如此看来,在埃及人以神圣的尊荣和礼仪所崇拜的那些发明家中畜类的偶像竟多于人的偶像,这就并无足怪了;这是因为畜类以其自然本能曾做出了很多发现,而且人们以其理性的讨论和结果则很少有所发现或完全没有发现.
    化学家们的努力诚然亦产生了一些果实,但这乃是偶尔产生的,顺路产生的,或由于象机械学所做的那样把一些实验加以变化而产生的,而不是因为任何方术或理论所产生的.因为他们所规划出的理论,与其说是帮助实验,不如说是搅乱它们.至于那些从事于他们所说的自然幻术的人们,也只能拿出极少的发现来,而那又是很肤浅和象是骗人的.如此看来,正如在宗教方面我们受到警告要以行为来表示自己的信仰,同样,在哲学方面我们也应该按照相同的规则要以果实来评判学说体系;而假如这体系是不出产果实的,我们就应当宣布它毫无价值,特别是当它不仅不产生出葡萄和橄榄等果实反倒带有争执.辩论之荆棘和蒺藜时,我们就更应该当作这样的宣告.
    七四
    我们还要从哲学体系和各种科学的增长与进步这一方面截取迹象来看.大凡建筑在自然上面的东西都会生长和增加;凡建筑在意见上面的东西则只有变化而无增加.所以,那些学说假如不是象一棵植物扯断了根,而是保持紧密连接于自然的胎宫并再从那里吸到营养,那就不可能发生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两千年来的经过情况,就不可能是:各种科学都停立在原来的地方而几乎原封不动,不仅没有显然可见的增长,并且相反,只在最初创立者手中繁荣一时之后然后立即衰落下去.且看各种机械性方术,因为它们是建筑在自然上面和经验之光上面的,就有着相反的情况,它们(只要一天保持其通俗性)是一贯在繁荣着和生长着,仿佛其中有一种生命的气息;它们开始很粗糙,之后又便利些,后来又得到润饰,是随时都在进步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