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他才发觉他们和奥里维之间有着不可超越的距离.他们批判旁人的方式,表示他们完全保存着意大利人的面目,死抓着他们的民族思想.他们在外国作品中所找的,只限于他们民族的本能所愿意找到的成分,所采取的往往还是他们不知不觉先羼了进去的自己的思想.天生是平庸的批评家,拙劣的心理学者,他们太想到自己和自己的热情了,即使在醉心真理的时候也是如此.意大利的理想主义永远忘不了自己,对于北方人的那些无我的梦境绝对不感兴趣;它把一切归结到自己身上,归结到自己的欲望,归结到民族的骄傲.不幸这些健美的,很适宜于实际行动的意大利人,偏偏只凭热情行事,很快会感到厌倦;但是被热情吹打的时候,他们比无论哪个民族都飞得更高,只要看近代意大利的统一运动就可知道.......现在又是这一类声势浩大的风在一切党派的意大利青年中吹起来了:国家主义派,新加特力教派,自由的理想主义者,一切不屈不挠的意大利人,希望做罗马帝国......世界之后......的公民的人,都受着这股潮流激荡.
    最初克利斯朵夫只注意到他们的热诚,以及使他跟他们意气相投的共同的反感.在瞧不起上流社会那一点上,他们当然和克利斯朵夫立场相同.克利斯朵夫的恨上流社会是因为葛拉齐亚喜欢跟它来往.但他们比他更恨那种谨慎.麻木.苟安的精神,恨那些可笑的丑态,半吞半吐的说话,含糊两可的思想,遇事无所取舍的骑墙作风.他们都是自学出身的好汉,从头到脚都是自己造起来的,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加一番最后的琢磨,倒反有心露出他们天生的粗野和乡下人的辛辣的口吻.他们要教人听见他们的话,要逗人家攻击;无论怎样都可以,只受不了大众的不理不睬.为了刺激民族的元气,他们便是自己先吃民族元气的亏也是乐意的.
    当时他们不受欢迎,也不想法求人家欢迎.克利斯朵夫白白的和葛拉齐亚提到他这批新朋友.她既然是一个喜欢和平与中庸之道的人,当然觉得他们可厌.她认为他们便是在支持最值得人同情的问题的时候,所用的方式有时也会引起反感.这个批评是不错的.他们爱挖苦人,一味采取攻势,批评的苛酷差不多近于侮辱,哪怕对他们不愿意伤害的人也是如此.他们太自信,对事情的推论太快,肯定得太快.自己没有发展成熟就要参与公共的行动,所以他们一下子醉心这个,一下子醉心那个,态度都是一样的偏激.热烈,真诚,肯整个儿的舍身,不稍吝惜,他们一方面过分的重视理智,一方面太早的参加狂热的劳作,把自己消耗完了.年轻的思想一出胎就暴露在太阳里是不卫生的.心灵会被灼伤的.只有时间与沉默才能酝酿丰满的果实.但他们就缺少时间与沉默.多数有才气的意大利人都遇到这种不幸.暴烈而不成熟的行动好比一种酒精:理智尝到了这味道立刻会上瘾,而理智的发展也可能从此不正常了.
    他们这种直言无讳的坦白,和一般专讲中庸之道的人的枯索平凡,畏首畏尾,不敢说一个是或非的作风相比之下,不用说克利斯朵夫是赏识年轻人的朝气的.但过后他不得不承认,讲中庸之道的人的恬静而体贴的智慧也有它的价值.反之,他的那些朋友们使生活永远处于战斗状态,结果也不免令人厌恶.克利斯朵夫自以为上葛拉齐亚那儿去是替他们辩护,但有时候倒是为了要把他们忘掉一下才去的.没有问题,他们跟他很相象,太相象了.今日的他们就是二十岁时候的他.而生命的河流是不能回溯的.克利斯朵夫很明白自己和这种激烈的思想已经告别了,此刻正向着和平的路走去,而葛拉齐亚的眼睛中间似乎就藏着和平的秘钥.那末为什么他对她感到愤愤不平呢?......因为爱情是自私的,他想把她独占.他受不了葛拉齐亚来者不拒的嘉惠于人,对谁都招待得那么殷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