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宗教的狂热并非为宗教所独有;它是革命运动的灵魂.在这儿,它更多了一点悲壮的意味.克利斯朵夫一向只看到卑鄙的社会主义,......被政客们用来笼络群众,拿些幼稚的,鄙俗的幸福之梦,去诱惑那些饥饿的顾客的;而所谓幸福,据政客们说,是他们一朝有了政权就能利用科学来赐给大众的普遍的享乐.此刻克利斯朵夫看到,跟这个令人作恶的乐观主义相对的,还有一般领导工会的优秀分子所提倡的神秘而激烈的运动.他们所宣传的是"战争,从战争中为垂死的世界重新求得一种意义,一个目标,一宗理想".这些伟大的革命家,痛恨那"布尔乔亚式的,商人化的,温和的,英国式的"社会主义,而另外提出一个壮烈的宇宙观,"它的规律是对抗",它生存的条件是不断的牺牲.要是你能想象到被那些领袖驱向旧世界挑战的队伍,抱着以康德和尼采的理论同时见诸剧烈行动的神秘主义的话,那末这些高傲的革命志士就显得可惊了,......他们的如醉如狂的悲观气息,轰轰烈烈的英雄生活,对战争与牺牲的信仰,以战斗精神与宗教热诚而论,和条顿会(条顿会为十二世纪时半军人半慈善性质的日耳曼团体.)或日本武士道的理想完全相符.
    可是这纯粹是法国的产物,那些人物是几百年来从未改变特征的法兰西民族.这类特征,克利斯朵夫借着奥里维的眼睛在执政时期的执政官与独裁者身上看到,在某些思想家,行动者,和大革命以前的改革家身上看到.加尔文派,扬山尼派,雅各宾党,工团主义者,都用着那种悲观的理想主义和自然斗争,不存幻想,也不灰心,象铁腕一般支撑着民族,往往也鞭挞民族.
    克利斯朵夫一朝呼吸到这些神秘的斗争的气息,就开始懂得偏执狂的伟大,懂得为什么法国人对它这样的忠诚不二,为什么别的更善于调和的民族不能了解.象所有的外国人一样,他最初只觉得法兰西共和国标榜在一切建筑物上的口号,(法国公共建筑物上大半镌有大革命时期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和法国人的专制思想对照之下非常可笑,便尽量的加以讥讽.现在他可第一次看见了他们所热爱的.富于战斗性的"自由"的意义,......看到了理智的刀光剑影.那并不象他先前所想的,对法国人只是一句好听的话,一个空洞的观念.在一个需要理智高于一切的民族,为理智的斗争自然也高于一切的斗争.固然这种斗争被一般自命为实际的民族认为荒谬,但是有什么关系?用深刻的眼光来看,那些为了征服世界,为了帝国或为了金钱的斗争;何尝不是同样的虚空?不论是哪种斗争,百万年后还不是同样的化为乌有?但要是人生的价值就靠着斗争的剧烈性,靠着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而迸发全部的生命力,便是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那末,除了法国那些为了拥护理智或反对理智的永久的战斗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战斗更能为生命争光的?而凡是尝过这种辛辣的滋味的人,对世所盛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毫无生气的宽容,只觉得太平淡,太没有丈夫气.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有补偿的,因为他们在别的地方可以发泄他们的精力.可是他们的民族的力量并不在于宽容,宽容只有在许多党派中间成为英勇的行为的时候,才成其为伟大.但在现代的欧洲,宽容往往只是麻木不仁,缺少信仰缺少生命的表现.英国人借着伏尔泰的一句名言,说"英国靠了信仰纷歧而得到的宽容",法国经过了大革命还没有能得到.......那是因为大革命时代的法国,比自称为有信仰的英国反而更有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