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问妈妈：“妈，你究竟是打哪儿把我生出来的?是真的打肚脐眼里生出来的吗?”

　　妈妈吓得差点把手里的盘子掉到地上，她一张脸变得煞白，嘴唇哆嗦着。我仅仅是因为可怜她，才放弃了继续追问。

　　事后，妈妈严肃地教训我说：“小凯，你可不许胡思乱想!你可不能学坏啊!”说着，她双眼里竟涌出了泪水。

　　我莫名其妙。我怎么可能学坏呢?我可不是不知好歹。我只不过是好奇罢了。不过，我毕竟不愿意让妈妈伤心。我心里头其实很爱她，尽管她总叨唠我，把我当那种什么都不懂的小学生看待。为了不让妈妈伤心，我再没问过那个问题。我任心头结着那么个疙瘩。那并不是个了不起的疙瘩。在我急着想解开的疙瘩里，还数不上它。

　　还有一天，我家来了客人——爸爸上中学时候的老同学，我得叫他马叔叔。马叔叔刚从法国回来，他好像是去法国参加了一个什么国际性的学术会议。爸爸和马叔叔聊得很欢。谁知当我正听得出神时，妈妈忽然严厉地把我叫到隔壁屋去，我老大不高兴地问妈妈：“叫我干嘛呀?”

　　妈妈说：“做功课!”

　　我宣布说：“我功课早就做完啦!”

　　妈妈说：“你上小学时候，做功课多细心呀!就说作文吧，每个字都工工整整，摆在格子当中;现在呢，可好，那一行行的字真叫‘龙飞凤舞’!我刚查了你作的作文，内容嘛，还可以，可字迹潦草得不行，你重抄一遍!”

　　我可不是上小学时候的我了，我皱皱鼻子说：“您甭跟我使计——我知道您干嘛把我叫过来，才不是为作文的事呢，您是不愿意我坐那儿听爸爸和马叔叔聊天!”

　　妈妈承认这一点：“你能知道我的心思就好。他们俩越聊越随便，你听了理解不了，没好处!”

　　怎么没好处?起码我知道了好些原来不知道的事。再说，我怎么就一定理解不了呢?为了证明我这一点，我得意扬扬地对妈妈说：“法国以前有个戴高乐将军，对吧?毛主席都说他了不起，对吧?毛主席还邀请他来中国访问呢，他也可愿意来啦，可是真叫遗憾——他还没来成，就逝世了……他个头特别特别高，咱们国宾馆里，所有的床他都睡不下，他要来呀，得给他特制一张大床，您听说吗?那得是一张特别特别长的床，床单、被子也得单给他做……不过，妈妈，戴高乐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得算好人吧?可马叔叔干嘛又说他是‘右翼’呢?”

　　“你瞧，”妈妈烦恼地摇着头说，“你灌进一耳朵这些玩意儿有什么好处?把你的思想全搞乱了!这些问题，只有到你大了以后，才能够弄清楚!以后再有马叔叔这样的客人来，大人说大人话的时候，你就别往里掺和了，你要自觉地到这间屋来，功课做完了，你看看课外书也好嘛!”

　　我觉得很委屈：“干嘛呀?以前你们倒不轰我，现在我长大了，反倒受限制，我不干!”

　　妈妈只是焦虑地望着我。妈妈不叨唠的时候比叨唠的时候更具有说服力。我从她的眼光里看出来，她实实在在是为了我好。倒也是——我上小学那阵，当爸爸跟客人高谈阔论的时候，我就是在他们腿跟前摆弄玩具，耳朵里也留不住他们一句话，可如今就算我呆在这边屋里，他们那边偶尔飘过来的一句话，也总引得我心痒难熬……

　　还有一天，一个什么单位给爸爸寄来两张戏票，爸爸、妈妈开头挺高兴，可一看日期，就傻眼了——那个晚上我们全家要去看大姨，是早就定好的，因为那天是大姨和大姨父的“银婚纪念日”，也就是说，他们结婚整30年，所以要隆重地纪念一下，我们全家都要去大姨那里吃饭，不用说，一定会有好多好吃的菜，最后一定还有一只大蛋糕，说不定还是在有名的春明食品店专门订做的——倘若爸爸、妈妈那个晚上不去大姨家而去看戏，大姨非气疯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