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常发最近常做噩梦，而且总是做相似的梦。疲惫不堪地走在荒澳上，驮带着沉重的负担，慢慢地精力衰竭了，跌倒在沙漠上;他干渴，想喊喊不出，他绝望地爬着，挣扎着、呻吟着……偏偏每次都是这时醒来。

　　他对别人讲，人家给他圆梦都说是福自天降，他心里却是另一番滋味。常发家正中那面墙上，有一幅早已发黄的照片，那是他和山岛孩时的合影，虽然它远不比老伴遗像重要，儿子却坚持将这幅合影悬挂在居室正中。老伴的遗像则冷落在角落的墙壁上，似乎带着哀怨瞅着遗失在这里的往事。这么想着，常发的目光又转到那幅合影上，合影上的那条裂痕，这一刻，就像裂在他的心里一样。唉，当初如果烧了它就好了!

　　审查

　　五十年代，常发是铁路分局运输科的业务干部，平平淡淡地工作了十几个年头。有一天，领导突然找他谈话，正言厉色地问他是否隐瞒了历史问题。常发当时就懵了，惶惑地望着领导。领导见他不像装的，便启发地问他是否认识一个叫山岛的日本人。一听说是山岛，常发释然了，便如实地介绍了自己怎样与山岛交朋友的经过。

　　不曾想常发却因此被停职反省，受到莫名其妙地审查，亲属们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波及。原来，山岛从香港折转给常发写了一封信，被公安部门截获，以为是敌特组织的指令密码，又是分析，又是化验，虽没折腾出什么，却仍然不放心，最后将信转给单位，责令单位的组织和保卫部门继续审查。正巧赶上反右倾，单位就给他戴了一顶“右派”的帽子，从此被逐出机关，发配到车站做了勤杂工。

　　历史跟他开了—个不小的玩笑，在伪满时期，他刚上班就做这工作，想不到十多年以后，他又重操旧业了。

　　这一切常发都蒙在鼓里，他怎么想，也想不出是哪宗不慎，以至于自己落到如此下场，便只得自认晦气。这天回家，常发关起门来喝起了闷酒。正喝着，突然听见有人轻轻叩门。常发一愣，回过神便吩咐老婆去开门;进来的是运输科的可大庆，说是领导让他来送常发在机关的最后一次工资。

　　常发忙起身，拉过可大庆，强按在椅子上，并为他斟上一杯酒。可大庆也不客气，两人便对饮起来。三杯酒下肚，两人都已酒酣。常发垂头丧气地说：“不知哪来的倒霉劲，突然调查起我和山岛的关系来。他妈的，就因为一个日本孩子，落得如此下场。’

　　可大庆喝了一口酒，眼睛红红的，喷着酒气，说：“你这人也真傻。问你山岛，你就说当时如何打了他，何必讲与他是朋友!”

　　常发仍然固执地说：“他只是个孩子，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说着他还找出那张与山岛的合影来佐证。上面两个孩子不识时务地歪带着日本战斗帽，天真地傻笑着。

　　可大庆一见，顿时神色紧张，急切说道：“我说常发，你怎么还敢留这样的照片。如今正找不到你的罪证，如果见到这张照片，不告你是特务，也要定你为汉奸。嗨，你呀!”

　　送走了可大庆，进屋关上门。常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取出照片，一扯两半，刚要投入火中，他又犹豫了。这是常发少年时代唯一的一张照片。他抚摸着照片，左思右想，最后决定还是留下它。

　　有一天，可大庆不知怎么问起照片的事来。鉴于可大庆已知情底，常发就将照片隐藏起来的事告诉了他。可大庆喟叹一声，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走了。

　　文革之初，灾难又一次降临，常发被抓进了造反派设置的牢房。

　　这时的可大庆已是运输科科长了，也是造反派抢班夺权的对象。可大庆见风使舵，不等来抢，便拱手相让，俯首称臣了;又添枝加叶地反映了常发至今仍保留与日本大特务合影的事，以表明自己旗帜鲜明的阶级立场。

　　造反派当即对常发过堂、审讯。

　　“听说你还有与日本大特务的合影?”

　　常发一惊，心想坏了，一定是可大庆告的密。转念一想，可大庆也不知照片藏在何处，反正豁出去，我就死不认账，他们也无可奈何。为此，常发吃尽了苦头，什么灌辣椒水、跪玻璃碴，几经过堂，最后折断了他的一条腿，常发仍不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