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两年，是兰天林和“救国军”最艰苦卓绝的两年，在日本关东军的重重追剿之下，救国军被迫退到外蒙境内。当时的外蒙古虽然还没有公开独立，但已经成了苏联的附庸，内外政策唯苏联之马首日瞻。苏方派驻外蒙的军事主官高尔查克一方面同情中国抗日，拒不理睬关东军交出兰天林的所谓“最后通谍”，一方面又秉承着斯大林“不要轻易与日本人撕破脸皮”的旨意，下令外蒙人民自治军收缴兰天林和“救国军的械，并向日军保证，兰天林和他的”救国军“就像老虎进了笼子，从此将被苏蒙方面软禁，再也不会对日本产生任何威胁。

　　其实高尔查克也不省心，一方面日本领事馆那几个小锉胖子态度强横，磨磨叽叽没完没了，一天八趟地跑到苏军指挥部与高尔查克指手划脚地交涉，尤其是那个身高才一米五一的总领事渡边，看那意思高尔查克不把兰天林交给他，他非要跟身高一米九八的高尔查克摔上一跤不可。另一方面，缴械也缴得不顺利，兰天林和他的弟兄们根本不买蒙古人民自治军的帐，说什么也不肯把枪缴给他们。高尔查克只好亲自带着苏联士兵上门对兰天林好言相劝，许诺只要缴械，苏联红军方面绝对保证“中国同志们”的生命安全。兰天林总算勉强答应，但轮到他自己缴枪时，兰天林却只肯把两把佩枪交出一把，东北军齐旅长当年所赠那把驳壳枪死活也不缴，兰天林斩钉截铁地告诉高尔查克，这支枪是兰某的另一条性命，枪在人在，如果实在要缴，就请将军先把我的命拿去罢。高尔查克见状也不敢硬逼，其他义军首领和兰天林的亲信卫兵也颇有几个宁死也不肯缴枪的死硬分子，高尔查克也都只好睁一眼闭一眼，吩咐手下红军战士们严加看守，别让这些“笼子里的老虎”惹出事来就完事大吉了。

　　一九三七年三月七日，卢沟桥事迹震惊中外，中日战争全面爆发。高尔查克暗示手下“纵虎归山”，当日本领事馆的一帮小矮子们听说兰天林等“救国军”骨干已经逃脱了苏联红军战士的“监视”，渡边再次和高尔查克暴跳如雷地提出强烈抗议时，高尔查克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渡边那脱光了头发的大秃顶，很无奈地耸着肩膀说，中国强盗实在是太厉害了，武功高深莫测，简直是来无影去无踪，我英勇的红军战士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是被他们越狱潜逃了，我们深表遗憾……

　　高尔查克和渡边扯皮的工夫，兰天林等五人已经越过中蒙界口，一路风餐露宿，向南疾行。途中他们与日军遭遇数次，有三个人都在遭遇战中牺牲了，只剩下兰天林和贴身卫士杨栓千里迢迢，在卢沟桥事变后的半个月后潜回了家乡。今天是他们回来的第七天了。

　　按兰天林的打算，他要在这里再拉起一支队伍来，这回他要向关内打，绕过山海关打到北平去，打到卢沟桥去，拼尽自己的全力投身全民抗战。七天里，他和杨栓已经联系到了五百多人，第二天一早他又听说周荣久拉着一支三百多人的小队伍，在北票南的老龟山一带活动，兰天林乐坏了，周荣久是他的老相识，当初他拉杆子报号“平东”的时候他们就认识，也是和兰天林喝过鸡血结盟酒的辽西七大绺子龙头大爷之一，只不过后来他们没在一起干，各占各的山头。这家伙打鬼子也是把好手，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都在打鬼子中牺牲了，他仍在九死不悔地坚持着。兰天林当即决定，当天就去老龟山找周荣久……

　　兰天林抽完了最后一锅烟，刚要在台阶的石头上磕磕烟袋，忽听对面的青纱账发出轻微的咯嚓一声，是高粱杆被碰断了的声音，兰天林的手像电流一样握住了腰间的手枪把，随即却眉头一展，笑了，他听出是谁的声音了，紧接着青纱里又是沙沙地一阵响，光着膀子的杨栓抱着一只瓦罐，另一只手拎着一手巾兜的饼子和咸菜疙瘩从青纱账里猫腰钻了出来。

　　“司令，饿坏了吧?”杨栓顾不上擦一把满头的汗先从手巾兜里掏出一块黄澄澄的玉米饼子递给兰天林，“兵荒马乱的，老百姓都让鬼子遭害得揭不开锅了，我跑了好多家才找来这些吃的，司令你快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