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辨明,好公民与作为统治者的公民们的品德都相同于善人的品德.我们又曾拟定各人先经历被统治而后参预统治机构〔所以人人都应具备善人的品德〕.那么,立法家们就必须保证他的公民们最终个个都会成为善人,并应该熟悉应采取怎样的措置〔教育〕而后可以取得这样的成绩.而且对于人类最优良的生活,他也应该确立其目的.
    人的灵魂有两个不同部分:其一,为内涵理性;另一,内无理性,而蕴藏着服从理性并受之役使的本能.我们称某人为"善"时,便认为他的灵魂的两个部分都存在着善德.但人生的目的究应置重点于哪一部分呢?所有接受我们上述区分的人们,在此都可得到一致的解答.凡较低较劣的事物常常因为有较高较优的事物而得其存在,这在自然世界与人为世界中,全属相同.就灵魂而说,具有理性的部分是较高较优的部分.〔所以,人生的目的理应在这一部分中寻求.〕但是照我们素所研习的说法,〔这一部分〕还得再划为二:因为理性有"实践理性"与"玄想理性"之别,当然,灵魂中那内涵理性的部分也必须作相应的区划.灵魂的各个部分和区划既有尊卑之别,则相应于其各部分和区划所表现的操行也一定有优劣之异.人们凡是足可以造诣于这三项(全部)操行〔即玄想理性和实践理性所表现的操行以及无理性的本能所表现的操行,〕或者其中的两项,须置重点于其中较高较优的一项.我们谁都力求造诣于各人能实现的最高最优的宗旨(目的).
    全部的人生也有不同的区别......勤劳和闲暇,战争与和平;在人事方面,又有事属必需或仅关实用的作为和达到善业的作为的区分.我们对于人生各个部分及其各项事业的选择,都应当依从我们选择灵魂各部分及其所表现的各种操行时所采取的途径.因此,战争必须只是导致和平的手段;勤劳只是获得闲暇的手段;凡仅属必需或仅关实用的作为只能是获取善业的手段.政治家在拟订一邦的法制时,须注意所有这些要点:〔第一,〕他必须顾及灵魂的各个部分及其各种操行;而在这个范围内,务须着重于较高较优的部分,并着重于所企求的目的.〔第二,〕他又须顾虑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部分及其各项事业而为之分别本末和先后.我们这个城邦的公民当然要有任劳和作战的能力,可他们必须更擅于闲暇与和平的生活.他们也的确能够完成必需而实用的事业;可他们须更擅长于完成种种善业.这些就是在教育制度上所应树立的宗旨,这些宗旨普遍适用于儿童期,以及成年前后仍需要教导的其它各期.
    在我们现在的希腊,以政体优良著称的各邦,和为之制订政治体系的立法家们,却居然昧于此理.他们显然不以人生较高的宗旨为建立政体的准则,也不把教育方针引向一切善德.相反,他们崇尚鄙俗的趋向,力图培养那些可见实效与易获得近利的各种品性.当代某些作家怀抱同样意志,也表现出相似的精神.他们称颂拉栖第蒙的法制,佩服立法家们以战争和克敌致胜为整个政治体系的目的.这种鄙俗的观念不难凭理论来加以指斥,而现在早已被事实所否定了.许多人都倾心于建立专制的霸国,统治各族,借以取得物质的繁荣.茜勃隆以及传述拉根尼(斯巴达)法制的其它各作家显然都是这样的胸襟,大家都称赞其立法家的才干,训练拉栖第蒙人使他们可以担当危难,终于树立了霸业.现在拉栖第蒙人已失去了他们的雄图;我们全都可以看到那里并不是一个幸福的社会,他们的立法家实际上是不足称道的.这位立法家的功绩的确是稀奇的;这个城邦的人民世世代代遵守他的教导,始终奉行他的法制,可是他们毕竟遗弃了人类较美善的生活.不管怎么说,那些倾心于斯巴达法制的人们,对立法家理应知所抉择的政体类型总是看错了;自由人政体实际上比任何专制统治为较多善德,也就是比较优良的政体.我们还可从另一方面考察,探究训练其邦人以求克敌致胜.役属邻国的方法家,为何不值得钦佩,这样的城邦为什么不能认为是幸福的;这种〔向外扩张的〕政策实际孕育着〔对于内政的〕重大隐患.显然,任何公民,他既然受到以暴力侵凌它国的教导,那么,他若有机会,亦未尝不可以其暴力强取本邦的政权.斯巴达王室鲍桑尼阿斯虽已位极尊荣,仍还轻举妄动,〔竟不惜凭借武备,谋建僭主政体.〕斯巴达人对于鲍桑尼阿斯王的举动,是加以指责的.〔实际上,这恰正是霸道在国内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