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８点钟是预定的出发时间.大家来到厨房里,可是那辆车子却孤零零地停在院子当中,篷布顶上有一层积雪,既没有马也没有车夫.大家到马厩里.草料房里.车库里去找车夫,却白费力气.于是所有的男人决定到处去找,就出门去了.他们来到广场上,对面有一座教堂,两旁是一些低矮的房子,里面有些普鲁士士兵.他们看见的第一个士兵在削土豆皮.第二个士兵稍远一点,正在冲洗理发店.还有一个士兵满脸都是胡子,把一个哭闹的孩子放在膝盖上摇晃着.亲吻着,尽量使他安静下来.那些胖胖的农妇,丈夫都在军队里打仗,她们正在用手势向战胜者指明该做的事情,他们便顺从地劈柴,把汤浇在面包片上,磨咖啡,其中有个士兵甚至替他的女房东.一个残废的老婆子洗衣服.
    伯爵大为惊讶,便询问从本堂神甫住宅里出来的教堂执事.这位极其虔诚的老教徒答道:"哎!这些人可不是坏人,听说他们不是普鲁士人.他们住得更远,我不清楚是什么地方.他们出来打仗可不轻松,家里都有老婆孩子.打吧!我相信那边也在为这些男人哭泣,打仗会使他们和我们一样痛苦不堪.我们这里眼下还不算太惨,因为他们不做坏事,还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干活.您瞧,先生,穷人之间应该互相帮助......只有大人物才要打仗."
    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和睦相处,使科尔尼德大为不满地走开了,他宁可独自呆在旅馆里.卢瓦佐说了一句笑话:"他们在增加人口."卡雷—拉马东先生认真地说:"他们在弥补造成的损失."可是他们找不到车夫.最后,在镇上的咖啡馆里发现了他,他正和军官的传令兵亲如手足地坐在桌旁.伯爵喊了他一声:
    "我们不是要您在８点钟把车套好吗?"
    "没错啊,但是后来又有人吩咐我了."
    "吩咐你干什么?"
    "决不要套车."
    "谁吩咐您的?"
    "当然是普鲁士指挥官."
    "为什么?"
    "我什么也不知道.去问他吧.他不许我套车,我就不套,就是这么回事."
    "是他亲自告诉您的吗?"
    "不,先生,是旅馆老板把他的吩咐告诉我的."
    "什么时候告诉您的?"
    "昨天晚上,在我要睡觉的时候."
    三个男人非常焦急地回去了.
    他们要见弗朗维先生,女仆却回答说先生因患哮喘,１０点钟之前从不起床.他甚至明确规定除了失火之外,禁止提前叫醒他.
    他们又想见军官,但他虽然住在旅馆里,他们却绝对不可能见到.只有弗朗维先生才被允许在发生民事纠纷时去找他.大家只好等着.妇女们回到各自的房间里,去忙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科尔尼德坐在厨房里高大的壁炉下面,炉火很旺.他让人拿来一张喝咖啡用的小桌.一小瓶啤酒,并且掏出了烟斗.在民主主义者当中,这只烟斗所受到的尊重几乎不亚于他本人,似乎它为科尔尼德服务也就是为祖国服务.这是一只极其漂亮的海泡石烟斗,结了一层令人起敬的烟垢,黑得和主人的牙齿一样,但是芳香扑鼻,顶端弯曲,油光可鉴,拿在手中驾轻就熟,成了他外貌的组成部分.他一动不动地呆着,眼睛时而盯着炉子里的火焰,时而盯着啤酒杯里的泡沫.每喝一口,他都带着满足的神情,用瘦长的指头掠一下油腻的长发,同时用鼻子嗅着沾有泡沫的小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