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斯朵夫心里想:
    "法国是被自由灌醉了.它发了一阵酒疯之后,不省人事的昏了过去.将来醒过来的时候,恐怕它已经给关在牢里了."
    对于这种笼络群众的政治,克利斯朵夫最气恼的是,那些最可恶的强暴的手段,竟是一般胸无定见的人很冷静的干出来的.他们那种游移不定的性格,和他们所做的或允许人家做的粗暴的行为,实在太不相称了.他们身上似乎有两种矛盾的原素:一方面是惶惑无主的性格,对什么都不信;一方面是喜欢推敲的理智,什么话都不愿意听而把人生搅得天翻地覆.克利斯朵夫不懂那些心平气和的布尔乔亚,那些旧教徒,那些军官,怎么受尽了政客的欺侮而不把他们摔出窗外.既然克利斯朵夫什么都不能藏在肚里,罗孙便很容易猜到他的思想.他笑着说:
    "当然,要是碰到了你跟我,他们的确是要被摔出去的.可是跟他们,决没有这个危险.那都是些可怜虫,没有勇气下什么决心,唯一的本领只有回骂几句.那些智力衰退的贵族,在俱乐部里混得糊里糊涂了,只会向美国人或犹太人卖俏,并且为了表示时髦,对于人家在小说和戏剧中给他们扮的那种可耻的角色,觉得挺有意思,还要把侮辱他们的人请去做上宾.至于容易生气的布尔乔亚,他们什么书都不读,什么都不懂,不愿意懂,只会平白地把一切批评得一文不值,话说得很尖刻,实际上一点儿效果都没有,......他们只有一宗热情:就是躺在钱袋上睡觉,痛恨扰乱他们好梦的人,甚至也痛恨那些作工的人;因为呼呼睡熟的时候有人动作,当然是打搅他们的!......如果你认得了这一般人,你就会觉得我们是值得同情的了......"
    然而克利斯朵夫对这些人那些人同样的不胜厌恶;他不承认因为被虐待的人卑鄙,所以虐待人家的人的卑鄙就可以得到原谅.他在史丹芬家时常遇到那种有钱的,无精打采的,正如罗孙所形容的布尔乔亚:
    　　......愁容惨淡的灵魂,
    　　没有毁谤,也没有赞扬......
    罗孙和他的朋友们不但十拿九稳的知道自己能支配这些人,并且十拿九稳的觉得自己尽有权利对他们为所欲为:这理由克利斯朵夫是太明白了.罗孙他们并不缺少统治的工具.成千成万没有意志的公务员,闭着眼睛由着他们指挥.谄媚逢迎的风气;徒有其名的共和国;社会党的报纸看到别国的君主来聘问就大为得意;奴才的精神,一见头衔.金线.勋章,就五体投地:要笼络他们,只消丢一根骨头给他们咬咬,或是给他们几个勋章挂挂就得了.要是有个王肯答应把法国人全部封为贵族,法国所有的公民都会变成保王党的.
    政客们的机会很好.一七八九年以来的三个政体:第一个被消灭了;第二个被废黜了,或被认为可疑;第三个志得意满的睡熟了.(一七八九年以后的三个政体,指第一共和(即大革命以后的,１７９２—１８０４年),第二共和(即路易—菲力浦下台以后,１８４８—１８５２年),及第三共和(普法战争以后,１８７０年９月起直至二次大战被德国侵入为止).)至于此刻方在兴起的第四个政府,(此所谓第四个政权,暗指工人及平民阶级的抬头.)带着又嫉妒又威胁的神气,也不难加以利用.衰微的共和政府对付它,就跟衰微的罗马帝国对付它无力驱逐的野蛮部落一样,用着招抚改编的方法,而不久他们也变了现政府最好的看家狗.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布尔乔亚阁员,很狡猾的把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分子勾引过来,加以并吞,把无产阶级党派弄成群龙无首,没有领袖的局面,自己则吸取平民的新血液,再把布尔乔亚的意识灌输给平民算做回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