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家中,我刚刚度过了老年人的元旦;老年人与年轻人的不同,不仅仅在于他们得不到新年礼物,而是在于他们不再相信新年.新年礼物,我倒是收到一些,但没有那件唯一能使我高兴的礼物......希尔贝特的信.不过,我毕竟还很年轻,我居然给她写了一封信,向她讲述我孤独的热情之梦,希望引起她的共鸣,而衰老的人们的可悲处在于他们根本不会写这种信,因为他们早已知道毫无用处.
　　我躺下了,街道上一直持续到深夜的节日喧嚣使我无法入睡.我想到所有将在欢乐中度过这一夜的人们,想到拉贝玛的情人或者那一群放荡者,他们一定在演出(即我在海报上看见的当晚的演出)以后去找拉贝玛.这个想法使我在不眠之夜更为激动不安,为了恢复镇静,我想对自己说拉贝玛也许并未想到爱情,但我说不出口,因为她所朗诵的仔细推敲的诗句,显然处处提醒她爱情是多么美妙,而她也深有感受,所以才表演出人所熟知的......但具有新威力和意想不到的柔情......慌乱心情而使观众赞叹不已,其实每位观众对此都有切身体会.我点燃熄灭的蜡烛,好再看看她的面孔.此刻它大概正被男人们亲抚,他们给予她并从她那里得到非凡而模糊的快乐(而我无法阻拦),这个臆想使我产生一种比色情更为残酷的激动,一种思念,它在号声(如同狂欢之夜及其他节日之夜里往往听到的号声)中更显得深沉;号声来自一家小酒店,毫无诗意,因而比"傍晚,在树林深处......"(法国诗人维尼(１７９７—１８６３)的诗《号角》.)更为忧郁.此时此刻,希尔贝特的信也许不是我所需要的.在紊乱的生活中人们的种种愿望互相干扰,因此,幸福很少降临在恰恰渴望它的愿望之上.
　　天气晴朗时,我仍然去香榭丽舍大街.街旁那些精致的粉红色房屋展现在多变而轻盈的天空之下,因为当时水彩画屋览风靡一时.如果我说当时我就认为加布里埃尔(加布里埃尔(１６９８—１７８２)著名建筑师,此处所指的建筑修建于十八世纪下半叶.)的建筑比四周的建筑更美,而且属于不同时代,那这是撒谎.我那时认为工业大厦,至少特罗卡德罗宫(工业大厦是为１８５５年博览会修建的;特罗卡德罗宫是为１８７８年博览会修建的,两者皆已拆毁.)更具特色,也许更为悠久.我的少年时光浸沉在激荡不定的睡眠之中,因此它在睡眠中所见到的这整个街区都仿佛是梦幻,我从未想到王家街居然有一座十八世纪的建筑.如果我得知路易十四时代的杰作圣马丁门和圣德尼门与这些肮脏街区里最新的建筑属于不同时期,那我会大吃一惊.加布里埃尔的建筑只有一次使我凝视良久,那时夜幕已经降临,圆柱在月光下失去了物质感的轮廓,仿佛是纸板,使我想到轻歌剧《俄耳浦斯游地狱》(作曲家奥芬巴赫的两幕四场轻歌剧.)中的布景,使我第一次感受到美.
　　希尔贝特一直未回到香榭丽舍大街,而我需要看见她,因为,甚至她的面貌我也记不清了.我们以一种探索的.焦虑的.苛求的态度去看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等待那句使我们对第二天的约会抱有希望或不再抱希望的话语,而在这句话来到以前,我们或同时或轮流地想象欢乐和失望,正因为如此,当我们面对所爱的人时,我们的注意力战战兢兢,无法对她(他)获得一个清晰的形象.这是一种由各种感官同时进行的.但又仅仅是试图通过视力来认识视力以外的东西的活动,它对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千种形式.味道和运动也许过于宽容.的确,当我们不爱某人时,我们往往使她(他)静止.我们所珍爱的模特儿时时在动.我们的记忆中永远只有拍坏了的照片.我的确忘记了希尔贝特的面貌,除了她向我舒展笑颜的那神奇的瞬间......因为我只记得她的微笑.既然见不到那张亲爱的面孔,我便极力回忆,但也枉然,我恼怒地找到两张无用而惊人的面孔,它们精确之极地刻在我的记忆中:管木马的男人和卖麦芽糖的女贩.一个人失去了亲爱者,连在梦中也永远见不到她(他),却接连不断地梦见那么多讨厌鬼,更觉气恼,因为清醒时看见他们就已经难以容忍了.既然没有能力描绘痛苦思念的对象,人们便谴责自己不感觉痛苦.我也如此,既然我想不起希尔贝特的面貌,我几乎相信我忘记了有她这个人,我不再爱她.